CMA:管理的理性与非理性

　　2014年两会闭幕了。各种解读纷纷登场，我注意到一个事情是：报告中“没有提到什么什么”比较引人关注？也就是，在评论员那里，是应该提到的，或者不仅仅是应该提到，而且是应该强调或者说应该继续高调“示意”如何如何的？
　　比方：李克强报告中没有提到“房地产调控、港人治港、台湾问题”等等。总之吧，人们认为应该继续强调政府立场的，反而“没有了”或者看似“不了了之”或者干脆就不提了。其实在政协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会在网站里转发了政协报告，就是因为看到了报告中并没有对“台湾”问题过于表态或“牵强”某些关联。比方：政府有什么事情，提到了和港澳协商、汇报或通报之类的。而非，像以往那样，“非要”把台湾也“扯”上去。
　　房地产问题呢？因为上届政府时已经比较严重，这一届一上来，就“放松”了对房地产的“打压”、“呐喊”等等之类的“刺激”性政策“指导”。所以呢？在这次两会上，人们不出意外的仍然看到了政府对“房地产”的一贯“低调”态度。而这之后呢？又看到了所得没有提到“港人治港”的说法。两会前，中央政府决定了收回之前让渡到香港举行的APEC有关财长会议的授权，而理由也相当牵强。不知道港人是怎么解读的？
　　这里面都牵涉到了管理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分为管与不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按照“大智慧”的说法，“不管”是高明的管理，“管好自己的心”那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的*6级管理了。如何管？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时间管，以及该不该管的结合问题。时间和空间始终具备历史事件的稳定价值。如果管，那么又分为理性与非理性管理，这里是对“人”而言的，因为通常认为管理就是管人的，如果是管物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不提（略）。
　　如果管理就是管人，那就是分为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两个方面。毕竟人是有情感的，而且是代表了某些社会因素，也就是“大伙”或者某些人的因素。理性管理主要就是规章制度、（政府）的惯常、科学道理或某些道德常识；非理性管理呢？它就是以人而情感为诉求。比方，行政管理中的情感成分就要比对职业经理人的情感成分多一点；日本的管理本身就是情感成分少了一点，但是日本的管理制度内容中针对情感成分就多了一点；而欧美的企业管理中则是情感成分较少。
　　理性管理这里不做讨论。非理性管理为什么会逐渐被重视起来呢？除了宏观方面所谓的政府一只手、市场另一只手的功能之外。它的深层次是对“人性化”管理的弘扬。一个组织的发展，它依赖于成员、同时必须提高成员个体的素质。而理性方面的管理似乎已经完备，而非理性管理则成为了可能左右理性管理的边际因素，因此得以重视。另外一个方面呢？“放手”或者说“没有提及”其实是一种“观察”或者说“释放”。作为管理者一方面需要“格物”而后“致知”、而后拿出政策；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需要积极充分释放组织成员的潜能，让组织成员活跃起来，也就是让组织活跃起来，在这样的状态里，寻找解决之道。既然客观已经处于同一个组织内，就不存在“不管理”。
　　同时，组织成员“有可能”是，也“有的”不是，组织的消费或被管理、被领导者。如果是上下级或供应与消费的关系，那么组织还需要对这个市场或客体对象进行培育或进一步优化。例如：房地产市场，首先让其充分自由发展，形成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稳定交集型状态，让后才能起到“管理”作用；如果一味的以“主观”意愿去所谓的调控，最后市场博弈变成了对领导者主观意愿的博弈或猜测、或贿赂，从而失去了对客观的公正性认知，或者是去促进良性发育。
　　从人的意识方面，语言或意识的刺激是一种场景的再现。也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不论接触还是非接触，只要形成了类似“场景”的再现，就必然干涉人的意识，从而影响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具有某些“隐蔽”的自然属性，它来自于人类的依存和自我实现的特性。也就是正面教育就是正面批评。所以呢？人们在从事组织生活，包括社会生活的时候，其行为必须具备客观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又不是“人为”的，这时候，才容易形成客观的事实。如果你让组织成员“自由”的去发展，而少干扰，则容易形成客观的事实，从而认清事实的本质。
　　从某种意义上，房地产行业、香港也好、台湾也罢都是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