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看到盐的需求。盐这种东西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料，可以说，需求上永远是存在潜力的。而在盐业资源中，其开发需要高蒸发量的气候，也就是在夏季的炎热时期，再者，就需要平坦的沿岸、海滩地势情形。然而，我们看日本，四面环海，其气候冬暖夏凉，有大海作为天然的调温器，自然没办法达到提炼盐需要的气候条件。其外，在海水不断的冲击下，日本沿岸并非如此平坦，狭长的沿岸，很难说取得盐业资源啊！所以，在1937年时，日本的本土盐产量只能满足本国四分之一的产量，另外四分之三都要依仗国外进口，而与之相邻的中国国民政府依旧奉行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盐业专营政策，让日本无从进口。曾经流传了这么一个说法，这日本人啊，本土上没可供于种植苹果的土壤，可是中国有啊！于是，日本的家长就教导孩子们跑去中国抢！这般强盗的心思，在盐业资源上同样是如此。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对于食盐的掠夺毫不手软，毕竟，盐除了可供于食用，还能够成为化学工业、染料工业、冶金工业、建材工业、机械工业、 石油工业的重要原料，对国防和尖端技术都有重要意义。
我们再来看日本是如何掠夺中国的盐业资源的。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时期，他们就控制了沿海的海盐产地，废除了中国政府一向使用的盐铁专营，改为日本的军方自营。他们没收中国盐业企业，交由“军管”；没收存盐，强行征收“军用盐”；在华设立日本的盐业公司；并对沦陷区输送到日本的盐征收极低的税率。日本这样的做法，对于民族企业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故而，他们的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不过，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虽然，日本的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可是，带来的好处也是有这么丝毫一二的。在日本的推动下，中国开发盐资源的技术不断得到改善，这就提升了盐业的生产力，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曾经，中国还是一个盐资源丰富但生产力低下的落后国家，可是，日本的政策改变了曾经盐铁专营的独断专行，令盐产业内部有了竞争，不再有恃无恐。故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不仅摆脱了西方势力对于盐业的影响，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也让今后的中国经济工作者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所铭记。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了台湾。日本藩阀政府将以前自己在经济上“起死回生”的经验复制到了台湾。 欧洲多用毛织品，对樟脑丸的需求巨大，世界市场上60%的份额被日本三井公司垄断，为了获取暴利，日本商人将台湾的樟树砍伐殆尽。日本强迫让气候适合种植甘蔗的台湾种甘蔗，而台湾只能种植并压榨，蔗糖汁则被运到日本精炼，白糖要再从日本销往世界各地。滥采台湾的森林，美其名曰是为了让农民有田种植稻米，可让台湾人种植水稻，还是为了让日本人吃上廉价大米，台湾遭受双重榨取。大量树木被砍让日本赚一次，开垦出来的农田种水稻还让日本挣一次。台湾同时还得为所谓“文明开化”支付高昂代价，日本人修建铁路、港口、电站，价格高昂还不算，这些都是为了方便日本更多、更大规模地掠夺台湾资源，它们绝不是为了造福于台湾人民。 后藤新平自1898年起任台湾总督府长官，因在台湾建立向日本输送利益的经济传送带有功而被封为“殖民地经营家”，他于1906年再出任“满铁”首任总裁，让他从台湾转战中国东北，就是为了让他复制其在台湾的“成功经验”。“满铁”表面上是中日合资公司，可日本政府一分钱都没掏，将从沙俄那里获得的属于中国的铁路及经营权，被他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变成了日本政府的“满铁”股份公司本金，同时在日本出售股票，让日本人在股东人数上超过中国。 铁路的进出口在大连港，铁路成为了港口的下游企业，铁路沿线的所有土地、矿产、森林，都变成了日本可支配的财产，“满铁”还继续中国东北修建铁路，可日本既无技术又无资金，日本钱从美国借，铁轨、火车头以及相关设备都由日本三井等从美国进，然后高价出售给“满铁”，满铁的巨大利润空间被挤压到只能维持现状的水平，账面上中国参股一半，可高级管理人员全部是日本人。“满铁”没有任何红利分给中国股东，将钱用于不断衍生、扩张上，不断开设出的新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只是雇佣更多的日本人。这些公司渗透到中国的更多经济领域中，所有的所谓“开发”，都是为了让低价的中国的大豆、煤炭、圆木等原材料，滚滚不断地流入日本；而中国从日本获得的都是高价的工业产品。 日俄战争后，日本能够独资在中国办的工厂，首先是火柴厂，因日本盛产木头和硫磺，有生产火柴的经验积累。一战前后纺织厂开始大举进军中国（照相馆和药店多是日本的间谍机构，药店上的仁丹广告牌，实际上是给军队指示大路方向的路牌）。日本明治初期的大宗出口商品主要有生丝、茶叶、瓷器。丝织业随着出口增加而发展，但后来丝织减少，棉纺增加。中国当时的纺织以农村的家庭作坊为主，土布无法与日本的机织布竞争，而且市场需求巨大，中国的人工费又只有日本的三或四分之一，与其将织好的布运到中国来销售，不如在中国建厂，就地销售。这样既可以绕过中国对进口成品的关税壁垒，还可以减少运输费，且日本人多地少，种植棉花导致棉田与稻田争地，结果造成日本粮食和棉花价格都高。日本因此改变策略，从英国进口纺织机，从美国、印度等地进口或采购中国棉花，此后日本不再种植棉花，需要的布则从中国进口。 在中国的上海、青岛、天津等，利润最稳定的日资企业就是纺织业，而向军队提供最多“捐款”的也是纺织企业。因纺织企业门槛并不高，中国民族资本建立的纺织厂与日本企业形成竞争之势，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厂因此被日资视为眼中钉，面粉、榨油、碾米厂等都在日资企业的黑名单之中。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驻扎在上海的日本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引领日本军队向中国民族资本的纺织厂、面粉加工厂投弹。全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也在此时被炸毁。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各地的驻在人员，突然出现在各个关键经济部门，成为“接受大员”，“没收”中国的工厂。 中国经过甲午战争赔款、庚子赔款、1911年后的善后大借款，中国已经处于国家破产状态。为了表现所谓“大国风范”，中国从外国借钱来还债。战乱频繁让民不聊生，而社会动荡又造成腐败横行，正如曹汝霖所说：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胡乱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没有人知道详细内容以及截止时期，只有日本人到了要获得利益的时候，拿着条约来找中国人谈的时候，才有人想起要找条约出来看。 高官对自己国家失去了信心，权力今天不用明天作废，他们有机会就要捞钱，甚至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不战而屈之，谋之上”，日本比中国人更娴熟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用收买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蔑视中国人凡官必贪，从清朝末年开始，甘愿充当汉奸、卖国贼的人就不绝于后。日本人认为收买中国官员比直接打仗合算多了。他们或让中国军阀相互打，或在支持双方的同时，选择一个给日本输送利益最多的。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能亡了中国，这些付出都可以加倍回收。 比如曹汝霖，靠日本人“夸赞”进入北洋政府高层，他对日本的回报就是泄露内部机密，让日本人对北洋政府在某个事项上会如何出牌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利用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的小钱，购买了开滦煤矿的股份，后来靠分红维持其在天津租界内的豪华生活。他同时还持有其他日本在华公司的股票，可“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打进长城内，东北、华北都成了日本的，日本哪还承认他的股东身份。 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日本领导人还继续强调“中日经济上相互依赖”，可他们抓住中国这个救生圈仅仅是为了让中国帮助他们摆脱已经深陷的经济漩涡。他们瞄准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绝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哪怕sony之类的产品100%在中国制造，但各个零件在分头进入总装厂前，利润都被分散转移到了日本本土，中国只挣到了少的可怜的工人工资、工厂使用费、水电费和一点点税费。如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如此“世界经济一体化”，谁也离不开谁这与当年台湾农民为日本种大米、种甘蔗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