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各国的金融法规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吸纳存款的一部分存到央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会成倍缩减。这里边的道理不难理解：商业银行往中央银行交的准备金多了，自身可支配的资金便少了，于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减少，企业在银行的存款相应地会更少，“存款—贷款”级级递减，整个社会的货币总量大大降低。反之，如果央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量便会成倍增加。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囊中羞涩，最后往往要向中央银行求借。借钱不是空手套白狼，总得有所付出。企业向商业银行求贷时，经常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取得贷款，这称为贴现。商业银行如法炮制，将手中的商业票据转让给央行，称为再贴现。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要在原价基础上打折，折扣率即再贴现率。显然，央行改变再贴现率，相当于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对其信用扩张积极性或抑或扬，货币供应量便也相应地收缩或膨胀。

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力度大，显效强。1999年3月，我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了两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一下子便多出了2000多亿元的用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率生成机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三年时间里连续四次调低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和企业有了大量的活钱可用。以上两项大动作，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药猛伤身，正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一国金融影响至深，所以，不到重要关头，中央银行并不轻易动用。央行“三大法宝”中，使用最多的还是公开市场业务。它是指央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如国债）的活动。当央行买进有价证券时，向出卖者支付货币，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反之，则减少货币量。公开市场业务最大的优点，是央行可以经常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微调，操作灵活方便，对经济的震动小。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联储90％的货币吞吐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德、法等国也大量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但公开市场业务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比如央行要有雄厚的实力、利率要实行市场化、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可供操作的证券种类齐全等。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只有合理搭配，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调控效果。比如央行试图提高再贴现率控制信用膨胀，有些商业银行却会通过同行拆借、发行票据、国外市场筹资等获得资金，而无须向央行求借。如果央行辅以公开市场业务，以市场上低价卖出证券，则商业银行便会见利而购，紧缩性货币政策目标便得以实现。由此看来，高居金融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银行，若能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便可闲庭信步，处变不惊了。

直接信用管制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做法有信用分配、直接行动、流动比率和利率上限。
1、信用分配。这是指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形势，为避免信用过度扩张，同时也为了使有限资金用于最能发挥效能的用途上，对商业银行的资金用途进行合理的分配，限制其信贷活动。
2、直接行动。这与信用分配相似，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直接进行干预和控制。
具体方式有以下几种：
(1)直接限制贷款额度。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规定，中央银行根据金融情况的变化，在必要时，可对各金融机构或某一类金融机构规定贷款的最高发放额。
(2)直接干涉银行对活期存款的吸收。也就是说，对支票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增加额另定存款准备金的比率，不受最高比率的限制，从而限制信贷活动。
(3)中央银行对业务活动不当的商业银行，认为它违背信贷政策时，可拒绝提供贷款，拒绝融通资金的要求；或者给予贷款，但采取高于一般利息的惩罚性利率。
(4)规定各银行放款及投资的方针。分两类：一类是资产项目的限制，如规定商业银行对不动产投资的限制；一类是贷款额度的限制，如对商业银行发放的中期贷款规定最高额度，对储蓄银行的股票投资、住宅融资规定最高的限制等。
3．流动比率。这是指中央银行为了限制商业银行创造信用的能力，除规定法定存款准备金外，还规定商业银行对其资产维持某种程度的流动性。
4．利率上限。1935年美国的银行法案中，就已经有了限制银行定期及储蓄存款所能支付的利率上限的规定。

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故选ad

道义劝告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其声望和地位，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经常发出通告、指示或与各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面谈，劝告其遵守政府政策并自动采取贯彻政策的措施。
窗口指导是指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商业银行每季度贷款的增减额，并要求其执行。如商业银行不执行，中央银行可削减对该银行的贷款额度甚至采取停止提供信用等制裁措施。虽然窗口指导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其作用有时也很大。
间接信用指导较为灵活，但要求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有较强的地位、较高的威望和拥有控制信用的足够的法律权利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