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个方面。国际税收协定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是缔约国双方国家意志的体现，即以法律条文形式明确解决双重征税问题，从而实现发展国际经贸交流合作、促进资本流动、鼓励技术引进和人员交往的最终目的。而国内法也同样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以法律形式公之于世，必须要严格遵守。当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发生冲突时，大多数国家采取税收协定优先原则，如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都有对税收协定优先原则的明确规定，即当国际税收协定与国内税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税收协定。少数国家采取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如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为鼓励外商投资，我国国内税法的部分规定比国际税收协定更优惠，因而在具体处理国际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的关系问题时，还体现了“孰优”原则，即如果国内税法的规定比税收协定更优惠，则优先适用国内税法。

国际税收原则和国际税法原则分别是什么？ 国际税收原则包括单一课税原则、受益原则和国际税收中性原则；国际税法原则包括优先征税原则、独占征税原则、税收分享原则以及无差异原则，具体如下： （一）国际税收原则（解决按什么标准征税，国家间如何分配征税权） 1. 单一课税原则：跨境交易产生的收入只应该被课征一道税和至少应该被课征一道税。 2. 受益原则：纳税人以从政府公共支出中获得的利益大小为税收负担分配的标准。 （1）国际税收规则将跨境交易中的积极所得（主要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的征税权主要给予来源国，将消极所得（主要通过投资活动取得的收入）的征税权主要给予居住国。 （2）跨境交易中，个人主要获得的是投资所得，企业主要获得的是生产经营所得。按照受益原则，居住国更关心对个人的征税权，将对个人的征税权分配给居住国比较合理，应将对企业的征税权分配给来源国。 （3）按照单一原则和受益原则，所有跨境交易的所得，至少应按照来源国的税率征税，且不应超过居住国的税率。 （4）单一课税原则和受益原则是国际税收问题谈判的出发点，是来源国和居民国税收管辖权分配的国际惯例。 3. 国际税收中性原则：国际税收规则不应对涉外纳税人跨国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等产生影响。 （1）从来源国的角度看，就是资本输入中性：资本输入中性要求位于同一国家内的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在相同税前所得情况下适用相同的税率。 （2）从居住国的角度看，就是资本输出中性：资本输出中性要求税法既不鼓励也不阻碍资本的输出，使国内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的相同税前所得适用相同的税率。 （二）国际税法原则（处理国际税收问题的基本信念和习惯） 1. 优先征税原则：国际税收关系中，确定将某项课税客体划归来源国，由来源国优先行使征税权的一项原则。 2. 独占征税原则：在签订国际税收协定时，将某项税收客体排他性地划归某一国，由该国单独行使征税权力的一项原则。 【提示】独占征税原则常用以调整由国际经济活动产生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和国家之间的税收权益分配关系。 3. 税收分享原则：在签订国际税收协定时，将某些课税客体划归缔约国双方，由双方共同征税的一项原则。 4. 无差异原则：对外国纳税人和本国纳税人实行平等对待，使两者在征收范围、税率和税收负担方面保持基本一致。 无差异原则在税制结构大体一致的国家之间可以起到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作用。所以，发达国家多愿意实行无差异原则，并将其作为本国制定涉外税制的基本原则；而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国际惯例的前提下确定对本国有利的涉外税收原则。

老师 ，可以把国际税法的原则也理解为国际税收的原则吗？

国际税法原则处理国际税收问题的基本信念和习惯。国际税收原则解决按什么标准征税，国家间如何分配征税权

由19个税收法律、法规组成，它们按性质作用分五类。
主体税 ：
流转税类（间接税） 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
所得税类（直接税） 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非主体税：
资源税类 包括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特定目的税类 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缓征税）、筵席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烟叶税
财产和行为税类 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

依法治税：“新”在观念 “常”在落实

“依法治税”是随着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而确立的，其标志是1998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客观地说，这一方针虽然提出已久，但一些领域和部分机关仍然没有对其形成准确认识，在实践中未能全面有效贯彻，呈现税收法律供给明显不足、可操作性不强和执行状况不佳的状况，甚至局部产生按指标征税而非依法征税的现象。笔者认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下，应当着力打造依法治税的新常态。
新常态之“新”在于观念。过去，社会上有一种观念认为，依法治税就是征税机关要按照法律来征税，税法是政府用来管理纳税人的法律。而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税法变成用来授予、规范和监督政府征税权的法律。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税收来源于纳税人，最终服务于纳税人，也经由法律体现纳税人的意志。对此，全会公报专门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启示我们，人民群众不再是依法治税的被动受体，而是权利主体和最终归宿。申言之，依法治税观念之“新”，就在于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管理到法治，从治民之法到治权之法。
新常态之“常”在于落实。有人认为，现在的核心任务是加快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税收法治是第二位的。对此应看到，依法治税不能只停留于观念和口号，而应当成为税收活动实际奉行的日常准则。推进依法治税和深化税制改革并不矛盾，二者应当是协同推进、一体两面的统一过程。一方面，依法治税是改革要实现的目标。相比服务于经济市场化的1994年税制改革，本轮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治理现代化，因而完善法治自然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改革要在依法治税的框架下进行。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表明“改革突破法律”的做法将告终结，法治将成为税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常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语境下重提依法治税，虽然语词未变，但却在立场、内涵、范围和要求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法谚有云：“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全会公报也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依法治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税收法治成为信仰，成为征纳双方共同的内心认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消解纳税人的对抗情绪与税收焦虑，内在地提升其税法遵从，营造合作、互动的税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