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学教授乔·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对Democracy一词中的“人民”含义曾给出六种解释：人民字面上的含义是指每一个人;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人民意味着较低的阶层;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机整体;人民是绝大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很显然，萨托利教授的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五四时代他的中国同行对“人民”这个概念的期待。毫无疑问，李大钊等人用“平民主义”译释Democracy，遵守的并不是他们的前辈严复所倡导的“信达雅”，而是对Democracy的意义在中国本土能够得以再生的一个祈愿。如果说“平民主义”是Democracy中国意义的再发现，那么“平民”就是被创造的新意义的*10承载者，它是这个“平民主义”话语链上最重要的环扣。甚或也可这样说，“平民”的价值不是由Democracy决定的，相反，是因为“平民”，所以Democracy才有意义。

 

　　“平民”这个语汇承载了五四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希望：政治上，他们要建立一种平民政体，不但立法权由平民直接行使，而且行政与司法两权也由平民职掌;经济上，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平等的经济制度，使每个人都成为普通的劳动者;教育上，要实行平民教育，使广大的平民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社会上，通过社会主义的推行，要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劳动、贫民以及妇女问题;文学上，弃绝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平民文学的使命是使普通人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角，为社会的提升与进步规划方向。

 

　　这里的“平民”与“身份”一词并无多少关涉。它不是由身份决定的，如罗马传统意义上那部分无贵族位阶身份的人，也主要不是指涉中国传统意义上对应“士大夫”概念的“庶民”“庶人”，它主要是就社会地位的一种判断。在不同的语境下，它所指涉的对象并不完全一致。譬如，政治上主要指向的是那些无权势的人，其反面则是强权的官僚;经济上言指的是那些寡财少产的穷人;若在社会意义上使用，指的就是那些地位相对低下的民众。青年毛泽东对Democracy 所作的那个“平民主义”表达最为激昂和典型：

 

　　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

 

　　事实上，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把Democracy译为“平民主义”还是“庶民主义”，“平民”与“庶民”都主要被运用于“下层民众”这层意义上，指涉的主要是劳工与农民。下层民众是平民主义的主语。但在具体语境下，每个人指称的对象是有区别的。蔡元培言说的“平民”更多的是“劳工”形象，并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李大钊习惯从整体性上把握“平民”这个用语，有时他也专指“农民”，认为农民是美德的化身，是智识阶级临摹的对象：

 

　　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

 

　　在城里飘泊的青年朋友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