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多的第二个原因是居民总体的消费意愿下降、储蓄上升，而这同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日趋不合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结构的指标、即基尼系数看，中国在1994年就已经超过了分配结构不合理的警界线，并且，还呈现日趋恶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低收入群体虽然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高收入群体尽管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但收入增长却较快。这就导致总体的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在统计上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

　　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明显之处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以至于农村居民总体的消费占比下降。可以看到，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虽然城市居民消费占比在上升，但后者的上升幅度难以抵偿前者的下降幅度。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同样体现于城镇家庭中，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数据显示，2003年城镇*6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难户的10倍。从不同城镇家庭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困难户达到106%强，消费占比随收入增加逐次递减，直至*6收入户的不到67%。随着经济周期的下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还将面对工薪收入相对减少的局面。收入分配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使得整个经济的消费倾向进一步下降。实际上，城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自2000年来就一直处于微弱下降的态势。

　　“钱”无处可用的主要原因除了起因于当前经济周期下滑的影响之外，主要就在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就前者而言，从2004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看，绝大多数项目依然要核准，而所谓“核准”，其与行政“审批”只是语境上的一点差异。这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政府对民间投资的态度是:“你投资，他欢迎；你盈利，他收税；你犯法，他抓人；你破产，他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