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5限度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是改革的大方向。但现在也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提改革，地方政府必定做出一个大盘子，希望大量吸引民间资本，仿佛民资是招之即来的小伙计。
 
　　截至10月22日，四川推出两批逾9000亿元的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的重大项目；河北推出首批鼓励民间投资的38个项目，总投资2106.1亿元；吉林首批推出36个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的示范项目，投资总规模达1022亿元……据统计，从8月以来，全国各省市都加大推出吸引社会资本的力度，四川、安徽、湖南、山西、江苏、江西、福建、河北、吉林和武汉、西安等省市共推出31789.57亿元的投资项目。
 
　　在稳增长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将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社会资本上。但是，与政府积极推出项目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满腔热情相比，社会资本却表现较为迟疑，并没有出现社会资本汩汩奔涌的局面。
 
　　社会资本远非头脑简单的“大傻”，它们考虑的问题，要比地方政府考虑的多得多———
 
　　首先是项目预期利润率和投资周期的问题。各地投资项目中，最多的就是基础设施项目。以四川第二批220个项目为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61个，总投资4024亿元，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项目25个，总投资484亿元，合计占整批次项目投资总额的67%。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往往投资大、收益低、回报周期长，一般一个项目的时间至少为10年，最长可达40-50年，利润率5%左右。如何增加项目吸引力，保障社会资本的收益，制定合理的退出机制，是能否吸引社会资本的关键。
 
　　其次是对项目的掌控能力和降低风险问题。如果推出的项目国有股占主体，社会资本只是补充，则社会资本对项目运营基本没有发言权；如果国有股占一小部分，投资大头是社会资本的“集合体”，则存在决策效率和管理效率的问题；如果项目完全由一家社会资本投入，则跟目前的个人独资一样。如果不能掌控项目———至少是有效参与———就无法有效控制风险，这是社会资本必须预先想到的。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目前的金融生态不利于社会资本投入实业。假设某人有1000万元闲置资金，如果他把这笔资金以民间借贷的形式借给别人，年获利至少10%；假设他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兴建城市供水、供暖项目，操心费力不说，一年下来能赚5%-8%就不错了。既如此，何苦来！
 
　　当前的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会从两个方面制约社会资本投入实体。如果投入项目的社会资本是自有资金，则投入的资本一定要求项目的利润率高于或等于民间借贷的利息率，否则不值当；如果是借入资金，则项目的利润率要在民间借贷利息率的基础上再加几个点。如此一来，项目利润率要求至少达到15%以上。什么项目能有这么高的利润率？
 
　　因此，在虚拟经济利润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期望社会资本踊跃投入实体经济是不现实的。可以大胆预测：各地方政府画出的大饼，最后绝大部分要泡汤。
 
　　第四，法制环境。社会资本一旦投入实体，就要跟政府和商业伙伴等打交道。如果政府乱干预、乱收费，商业伙伴之间借钱不还，法律打白条等问题不解决，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等于自找麻烦。目前简政放权和法制建设虽然“一直在进步”，但离社会资本放心的要求，还差得远。
 
　　总之，地方政府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的重大项目可以列，但千万不能抱过高的期望。真正需要政府上心去做的，是加快行政体制、金融体制、法制体制等改革。投资大环境好了，社会资本不待号召，自然蜂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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