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集中着全国92%工厂的东部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相继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国民政府三大主干税源关、盐、统税（生产环节征收的税）大部分被日军夺占。为保障抗战需要，国民政府一方面加紧后方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及时调整税收政策。
 
　　首先，整顿旧税，扩大原有税种统税、所得税等征收范围，提高盐税、烟酒税等的税率。后又实行盐、烟、糖等生活用品专卖，把原属于地方税的田赋、营业税、契税等主要税源收归中央，形成中央税权高度集中的战时税制体系。
 
　　其次，开征了一系列新税。为制止借战争之机谋求暴利的行为，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规定营利事业资本在2000元以上，其利得超过资本15%者，一律纳税，并采取超额累进制，税率自10%至50%.同时，开征“遗产税”，以5000元为起征点，税率兼采比例税率与超额累进制，税率为1%至50%.1942年，开征“战时消费税”，规定除粮、柴、菜、肉等日用品外，凡在国内运销的货物及进口货物均征收战时消费税，税率按货物的性质而定，日用品5%，非必需品10%，半奢侈品15%，奢侈品20%.1943年“战时消费税”收入34.3亿元，占国家税收收入的8.63%，超过关税近两倍。所得税征收范围扩大后，收入也不断增长，1945年达34.9亿元。这些均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税源。
 
　　不过国民政府整顿旧税、创办新税，均因后方工商业基础薄弱，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为渡过难关，国民政府审视了后方社会经济状况后，又把税收重点由工商业转向农业，并把田赋改征实物，以支持战争军需。1944年实征粮食5660余万石。田赋占国家税收总收入的54%以上，成为*9大税，盐税位居第二，其他工商各税退居次要地位（《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纲》）。因此，广大农民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8年，国民政府平均正常年税收收入只占年支出的20%，庞大的财政赤字只能靠内外债和增加发行法币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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