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的人物故事：
　　求学生涯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1946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落榜，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
 
　　政治理想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革经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汤一介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一介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
　　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下命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伉俪情深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反右时，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
　　在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比翼齐飞。
 
　　不做大师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一介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着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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