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的契约：中国城镇化与户籍改革

 
　　一位美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内，社会贫富差距之所没有引发政治动荡，主要缘于严格的户口制度；但它如同一个浮士德与魔鬼定下的契约，有着自身的严重问题，在接下来的城镇化中将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规模宏大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太多的话题。大量农村人口能顺利成为城市居民吗？城镇化的方方面面又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新变化？
 
　　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前中国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同样也吸引了外国学者的目光。35岁的吉米?华莱士（Jeremy Wallace）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者，他关于中国城镇化的新书有个复杂而又惹眼的名字：《城市与稳定：中国的城市化，再分配和政权存亡》。
 
　　华莱士提出，在当前政治体制内，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关系密切，取消户籍则可能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挑战。最近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城镇化会导致社会不稳？
 
　　华莱士首先表示，中国社会对于如何避免走上拉美老路的讨论，深深影响了自己的研究。
 
　　当我开始为这本书做研究时，我听说中国正在担心“拉美化”——也就是城市变得巨大，同时带来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
 
　　事实上，拉丁美洲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城市贫民激增，社会治安恶化，政治对抗激化等现象。
 
　　华莱士认为，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后，收入和社会保障无法匹配，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城市贫民，这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
 
　　这些大城市，通常都充满了贫民窟，会迅速扩大。城市抗议能使得政权很快被颠覆，即使是看上去很稳定的埃及的穆巴拉克也有类似问题。
 
　　由于贫富差距使社会治安恶化，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也此起彼伏，很多国家由此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经济发展停滞。
 
　　户口让中国大城市不太“大”
 
　　不过，上述情况并没有在当代中国发生。尽管大量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农民的发表政治诉求的意愿似乎也没有很强。对此，华莱士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这个“浮士德契约”的关键：（政府）鼓励城镇化，同时还将农民控制在了乡村和小城市。
 
　　华莱士引用的这个比喻比较微妙。在德国民间传说中，浮士德和魔鬼签订契约，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在世间的权利、知识和享受。“浮士德契约”也就是指出卖根本价值来换取短期利益的交易。具体到户籍制度问题上，就是指对长期社会公平与短期社会稳定的一种权衡。
 
　　华莱士引述自己的研究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城市一直是政治动荡的土壤。
 
　　大城市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更容易催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影响稳定的抗议活动。
 
　　在华莱士看来，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大城市有独特之处：
 
　　中国并没有反对城市化，而是反对集中。与由超大城市主宰的印度相比，中国的城市系统更加扁平。它的很多大型城市其实是不太知名的。
 
　　华莱士指出，中国这样的城市系统并不能避免矛盾和抗议的产生，但却可以使这些问题不会在短期内积累爆发。在一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也不致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经济转型　户口未动
 
　　华莱士继续他的历史分析，他表示，户口制度与中国新政权的诞生是基本同步的。
 
　　控制城市化和城市的威胁在共产党的初期就很重要了。尽管共产主义政权源于农民军队的支持……他们很快就施行了户口制度，来阻止农民“盲目流动”进入城市。
 
　　这一措施一直持续下来，即使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也没有改变。农民进入城市成为了农民工，却不是市民。
 
　　这些移民被看做二等公民……很多人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在乡村的亲戚，因为他们只有在乡村才享有免费教育，如果他们进入城市学校，就要支付高额费用。
 
　　此外，中国的现行土地制度，也让进城农民无法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城市贫民。
 
　　因为国家对农民出售在乡村土地的能力有限制，这些人倾向认为自己在城市做移民只是暂时的。
 
　　这一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有体现。突然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大量农民工失业，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的不安定因素。
 
　　因为有户口制度，数百万突然失业的农民工在离开了城市后，就散布到了内陆的乡村和小城市中。
 
　　户籍改革能实现吗？
 
　　一个像“浮士德契约”一样的制度，当然不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长久之计。中国政府已经声明，要推进改革户籍制度，在2020年形成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那么，华莱士对此是如何评价的呢？
 
　　在我的这个（研究）计划刚开始时，我就听到中国要废除户籍制度的传言，但它到现在还没开始。所以，对这些超大城市的改革计划是否会发生，我依旧保持怀疑。
 
　　不过他认为，如果农民进入城市，会大大刺激中国经济的内需，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平台，这对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华莱士分析称，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做出抉择。
 
　　超大城市在经济上是有助益的。如果说推进城镇化有助于政权的长治久安，那么很明显经济增长也同样至关重要。也许政府经过权衡之后，会愿意牺牲城镇化扩张带来的政治利益，来换取特大城市可能提供的持续经济利益。
 
　　作为冷眼旁观的外国学者，华莱士在研究中当然不需要背负太多的包袱。也正因为这样，对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中国体制改革来说，这样的研究即使只是一家之言，看看也不无裨益。
 
　　华莱士关于户口制度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分析是以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对于他所分析的“浮士德契约”问题，中外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研究。比如，香港大学的许成钢教授曾经将中国体制的特点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对学术讨论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比较》杂志的文章《城镇化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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