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胜在两会上频繁被问到，地方政府背着的18万亿元债务怎么还、哪些地方政府会破产。董大胜通常会说，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他也表达过担忧：一些干部政绩观扭曲，为了单纯追求GDP或城市大变样，盲目举债，借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还。为规范地方举债，审计署曾建议中央，要把债务风险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 (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董大胜认为，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是董大胜同时对一些干部政绩观扭曲，盲目举债，只借债不想还债感到担忧。诚如斯言，政府债务是关系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借债只铺摊子不管还，过分依赖卖地还账，地方变相融资问题比较突出。中央应将债务风险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避免政府借债不还，过分依赖卖地还债，伤害政府公信力与民生利益。
 
　　审计署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虽说全国财政收入业已超过10万亿元，但是除开财政支出，每年可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有限。再者，有的地方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弊端显而易见：继续推高房价，增加征地、拆迁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尽管国家发改委明确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可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为保障房建设筹措资金。但是地方政府只管借债不管还，政府财力被严重透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在广东省省情研究中心调查涉及的20个乡镇中，政府欠债总额就超过10亿元，其中债务最多的镇达25949万元，最少的镇也有486万元，平均每个镇负债5430万元。不考虑利息因素，个别乡镇不吃不喝还债需要400年。
 
　　地方政府债务超过实际偿还能力，如果不对地方盲目举债进行规范，将会对地方政府信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的话说，“一些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一种‘破产’财政”。如果没有转移支付，有的地方政府恐怕会破产。
 
　　在我看来，地方政府热衷举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由于财政资金有限，客观上推动了政府的举债需求；二是一些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大拆大建，甚至拆除新建小区、道路打造政绩工程，造成政绩包袱。
 
　　有报道指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县改市”方兴未艾，各种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毁损绿地、良田建高尔夫球场的报道不断充斥着我们的眼球。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的招牌下，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欠债不还，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没有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钱改善民生，还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甚至乱罚款、乱收费。
 
　　但是由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为某些官员带来了政绩资本，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在错误政绩观的主导下，一些官员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面对地方债务风险扩大的现实，听取审计署的建议，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把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纳入法制轨道，很有必要。既要对地方政府举债比例、数额进行科学界定，又要提高法律制度执行力，治理地方过度负债。防止地方政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更重要的是，要前移监管关口，给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套上法律“紧箍咒”，让官员不敢随意负债铺摊子、上项目，从而守住政府“欠债还钱”的底线。
 
　　来源：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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