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与各位同事共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下面,我结合财政预算管理工作,就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谈几点体会,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充分认识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党的十八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的要求。
“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此后党的重要文件多次有类似的表述。多年来,在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也做过不少努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2008年,我们曾经提出过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预案,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方案未能实施。我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一些变化。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来袭,稳增长、调结构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同时,由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的外向度较高,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为明显,财政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加上中央出台各项民生政策后所享受的转移支付较少,因此,财政收支压力较大。在这种背景下再进行体制调整,会影响东部地区财政平稳运行,进而影响到其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二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外部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经过多年的体制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进一步理顺,转移支付制度不断完善,但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方面进展不明显。我们知道,事权界定与支出责任划分是财政体制的基础,但这方面的改革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部门职责与权限的重新配置、法治化程度的提升等领域,超出了财政部门的职能。在外部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财政体制单兵突进,有一定难度。
当前,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社会上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偏多、资金零散反映较为强烈,同时,一些收入划分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利于形成规范、有序的分配秩序。党的十八大报告*9次提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的要求,凸显财政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二、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点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我认为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加快步伐,不停顿,不止步。过去的发展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新的动员令。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二是要特别注重顶层设计。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促进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出发,提出全面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明确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近期应从财政体制运行现实出发,分析回答财政体制实际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财政体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三是明确改革目标。*9、坚持财政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针对目前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的,不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利于统一大市场形成、不利于市场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第二、继续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向中西部等财力较为薄弱的地区倾斜,加上东部地区财政收入增速趋缓、中西部收入增幅较高,地区间财力差距呈现逐年缩小的态势,但是,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相比,均等化依然任重道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体现公平正义,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而且有助于遏制盲目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明建设。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有利于公平正义和国家发展强大、长治久安。事权和支出责任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方之间的划分,财政资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方之间的分配,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民族关系、树立中央政策权威都具有重要意义。要从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推进国家发展强大、长治久安的高度出发,处理好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关系,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路
一是在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启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研究工作,并在条件成熟时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如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等。针对影响市场要素合理流动、阻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以及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提出相应的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意见。这件事涉及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有关方面共同完成。
二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角度出发,理顺政府间收入划分。目前政府间财政关系处理模式中,中央与地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划分,主要采取财政从企业取得收入,并按企业所在地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地方进行分享的办法。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
*9,与税种的内在属性不相吻合。从增值税来看,税基地区间流动性强,征管难度大。增值税作为流转税,最后的负担者是商品的消费者。按照现在的分享模式,地方分享部分主要由生产地当地地方政府分得,不尽合理。
第二,引发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经营行为的内在冲动。由于企业在本地注册、经营,当地地方政府才能获得相关收入,地方政府花大力气在招商引资上,甚至出现恶性税收竞争,引税、买税等现象,政府干预企业,扭曲了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第三,不利于建立健全地方税收体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要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用于向当地居民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城镇建成之后,依靠什么收入来维持城市运转,特别是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值得研究。继续采用按企业所在地分享增值税的办法,势必引导地方政府依靠从企业取得的收入支撑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必须要在城市办企业。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将继续聚焦在招商引资、办企业上,而不是在向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花更大力气。既有违城市发展规律,也不利于科学发展。
鉴于上述情况,结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要改变目前按生产行为分享增值税的办法,实行地方政府根据人口数量和消费数额等因素分享增值税。
从企业所得税情况看,不仅存在与增值税同样的问题,而且企业所得税税基分布更不均衡,年度间波动大。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发展总部经济,出台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先征后返政策,甚至针对企业高管出台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的返还政策,造成税收秩序混乱和国家财政资金流失。企业所得税分享办法也需要研究。同时,要研究地方税体系问题,征收房产税。
三是结合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科学设置、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挥好各自的作用,逐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健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弥补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的收支缺口,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分类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并从监管制度、技术操作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进一步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立分级负责、动态保障、注重绩效、公开透明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县级政府财力保障水平,使县级政府财力与其基本支出责任动态匹配。加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衔接,在稳步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和鼓励省、市级政府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增强县级政府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自主决策和公共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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