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发表文章称，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
 
　　文章摘编如下：
 
　　新加坡什么时候进入“后李光耀时代”？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在此时无法有定论。一说1990年，那是因为当时李光耀卸任总理，不再掌管国家大权。一说2011年他和吴作栋一起从内阁引退时。还有一说是老人家百年之时。
 
　　如果以第三个说法作为“后李光耀时代”的开始，那个时代到来时新加坡会像历史上一些政治强人离开后出现很大的政治动荡和变化吗？
 
　　简单地说，不会，因为不存在什么复杂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但是，变数总是有的，尽管不一定会以戏剧性的形式出现。
 
　　*5的变数或许来自人民行动党内部。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行动党正面临团结问题。可以说，行动党是新加坡所有活跃政党中最不存在团结问题。
 
　　一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可能是所有成员都赤诚服膺于宗旨和愿景，也可能是因为有个人人拜服的精神[*{b}*]。由于有他的存在，无论彼此有再大的相左意见甚至矛盾，也大事化小，相安无事。但是，一旦精神[*{b}*]不在，出现了威信真空，那么就不一定会如此团结。
 
　　新加坡现今社会的政治和选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政党内部出现两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见且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分裂将是毫不意外。这也许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面对的*5潜在挑战。
 
　　一个最明显的政治和选战压力是来自社会的变迁。新加坡上世纪末已经步入中产社会，经历了这20年的经济起飞，生活条件改善很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也转变很大，许多中青年选民的追求和期望，都比其父辈、祖辈高得多。
 
　　另一方面，除非世界发生大动荡，如横扫全球的急性传染病、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重大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加坡不会大落，自然也不会有大起。人们将来或许必须习惯于一个相对平庸的年代，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生活水平的提高明显放缓，这二三十年来意气风发的新加坡恐怕难以再现。
 
　　这样的一个社会，一方面不满于现状，另一方面却无力改变现状。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政党，无论谁上台，选民总看不上眼，容易形成两党或多党制。到了那时，或许很多新加坡人普遍从现在的热衷政治又回到当年的政治冷淡，历史转了个圈，又回到原地。
 
　　新加坡近几年已逐渐有“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随着社会变迁的需要，政府因时制宜，以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策略应对新的挑战，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就是个好例子。尽管如此，一些基本的执政理念仍不动摇，比如尚达曼3月5日在国会里说，新加坡致力于打造“个人和集体责任相辅相成的更牢固社会契约”，这与李光耀执政时期的执政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从二战到冷战，从冷战到后冷战，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但是东西阵营缺乏沟通，互相无法认识，更谈不上了解。时势造英雄，李光耀横跨东西的优势和对世界局势的敏锐观察，正好在这个信息缺乏的时代发挥作用，无论东西方的外国[*{a}*]人，都很重视李光耀的观点和见解。不但李光耀之后的两任总理都未能享有如此影响力，实际上，很多比新加坡大得多的国家，其[*{a}*]人也未必有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英雄也造时势，新加坡借着李光耀的国际影响力，而提高了国际地位和作用。
 
　　新加坡有今日的成就，当然不是李光耀一人的功劳。但是，若没有李光耀，新加坡大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李光耀是特殊时代在特殊地域产生的特殊人物，历史很难复制。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二、李光耀：一个时代不可磨灭的烙印

　　作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之所以让世人如此敬重，是因为他给城邦之新加坡带来的腾飞，是因为他作为一代思想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与夫人柯玉芝之间持续六十载的鹣鲽情深。
 
　　对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曾说，他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他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他的试金石是，一个理论不会因为听起来悦耳或者看起来符合逻辑就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个理论最终还是要放到生活中去检验，也就是要看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什么，要看能够给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带来什么。[详见]
 
　　*9个“硬道理”：建立精锐的空军，令邻国不抱非分之想，从而专心从事经济建设。
 
　　作为新加坡经验孜孜不倦的宣讲者，鲜明的现实主义者与政治强人，李光耀对新加坡“硬道理”的概括，首先强调的是军事力量。1991年新加坡的国庆日，马来西亚和印尼军队在邻近新加坡的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此举给李光耀以很大刺激。如今的新加坡，年度国防开支128.8亿新元，约占GDP6%；在不足500万的人口中，常规军近72000人，其中空军为13500多人，飞机422架。这些举措，使得小国新加坡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威风凛凛，令怀有敌意的邻国不敢抱非分之想，从而使新加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经济建设。
 
　　第二个“硬道理”：引进精英，建立精英政府，带领人民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李光耀一直坚持要有一个由社会精英[*{a}*]的政府。他曾在公共演讲中说到，新加坡的男性大学生如果期望自己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此言一出，激起很大反响，次年的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12%。但是，强人并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使之在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中得到贯彻，多年来，坚持大学生与专业人士优先是新加坡移民政策不变的核心原则。
 
　　第三个“硬道理”：秩序比自由优先，铁腕管理。
 
　　李光耀认为，人口，而非民主，将是二十一世纪安全与成长的关键因素。光耀对民主的批判与质疑，纯粹从功能主义出发。他认为，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有效率，而一人一票是最困难的政府形式，因为人民是善变的，并不真正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尽管对民主持坚定的质疑态度，但李光耀的立场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粗暴否定。而李光耀对民主也绝非持简单粗暴的反对立场。
 
　　闪耀着智慧的人格魅力
 
　　亨利·基辛格为《李光耀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真知灼见》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说：“李光耀刚刚掌权之际（1965年），新加坡的年人均收入是400美元，而现在已经超过5万美元。……李光耀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a}*]人，他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思想源于性格和经历
 
　　人们好奇，为什么弹丸之地的城邦国家会站出来一位公认的大人物？李光耀曾回忆说：“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我从来没想过日本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前，我就深深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一个自由主义者
 
　　李光耀如何自我评价？他说：“我是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人。我会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政治家”。他在2011年说：“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到成功。”
 
　　李光耀与柯玉芝：风雨同舟六十载
 
　　同样被尊为“新加坡国母”的柯玉芝，她是李光耀的第三只耳、第三只眼，能够敏锐地给李光耀及时的提醒，他们个性不同，却调和得很好。1947年的圣诞节，两人在英国注册结婚。在那个时代，能义无反顾地在没有通知家长的情况下便注册结婚，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而李光耀和柯玉芝，他们都为对方做到了。他们一同经历风雨，在时光的磨砺下让对方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是新加坡国民的幸福典范。
 
　　力量的写照与支柱
 
　　在夫人柯玉芝的身上，是李光耀一生致力提倡的清廉政治的写照，如果李光耀夫人不能以身作则，那么对李光耀的政治理念肯定是*5的败笔。她是李光耀创造的新加坡奇迹的守护神。对于柯玉芝一路相随，李光耀是这么描述的：“她是我力量的支柱，数十年如一日的给予我理性和感性的支持，她和3个孩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执政者，面向历史，成就事业，是*5的激情，也是最崇高的使命，而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屈服于形而下的欲望，这应该是选择以政治为志业者，特别是站在国家这艘大船的驾驶舱里的人必须有的境界和格调。面临“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也在悄然改变，新一代新加坡人对民主的诉求在提高，但90多高龄的李光耀的智慧，对于新加坡，包括对于世界，特别是中国，仍然有不变的东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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