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防范市场失灵走向市场崩溃的工具是什么呢？是政府的作用，即加强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为主线的金融监管。而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则是，市场可以通过自律，行为人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从而达到市场的和谐。华尔街的监管者更多的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放弃监管，由市场自行调节。这样，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面临着并不平衡的抉择，一个选择是：极大的风险偏好（监管者默认的高杠杆率）可以获得更高的短期收益，可以使公司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追捧，从而股价更高，期权收入越多，资本红利越多，这种激励机制是“拜金”的华尔街难以抗拒的。那么选择的另一面呢？如果出现风险，甚至机构倒闭呢？对有限资本的股东来说，显而易见，其仅承担有限责任，系统性风险的“买单”主体责任不在股东在政府。而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政府无法承受其倒闭后对整体经济社会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因为“太大不能倒”。

 

　　如果说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在市场失灵条件下不为此承担成本是一种制度的严重缺陷，那么日渐形成的“太大不能倒”问题就是这种制度恶性作用的催化剂——道德风险的升级。

 

　　这样，处于金融流水线上作业的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互相合作，却既没有“监工头”，也没有“摄像头”，政府对华尔街的监管是局限的、割裂的、滞后的和形式化的，甚至在许多创新领域沦为一种摆设，风险的膨胀和失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由于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这种金融衍生品很快扩散到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中。如本书所述：表面繁荣的经济金融体系背后，金融机构的内生风险正在持续积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不断恶化，最终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黑天鹅”[*{c}*]下，以极端的、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方式对金融市场失灵进行弥补和校正，过程是痛苦而惨烈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可以看出，金融市场高度发展、金融产品高度复杂、金融机构固有的“锦上添花”的特点与政府极其软弱的监管的严重失衡共同构成了这场危机的动因。这场危机不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也是“政府缺位”或称“政府失灵”所造成的。政府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市场经济监管者的责任，放弃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正如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此次金融危机不属于金融和商业周期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破坏—一场金融剧变，一场对整个国家和家庭造成严重破坏的浩劫。此次危机本是可以避免的，是人类的作为和不作为促使其爆发”。“监管机构之所以没有履行好职责，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其观念上的误区。它们不仅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且认为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进行自我监管，以致那些流通着数万亿美元风险资金的重要领域得不到有效监管。金融监管的缺失，已到了影响国家金融稳定的程度。”

 

　　这使我想到了一本著名的教科书——《经济学》。2009年初，金融危机爆发后不满半年，该书的作者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9版的前言中告诫道：“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是现代经济的价值。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程中，“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呢？

 

　　（作者系人民银行纪委书记，本文节选自《监管之路》前言，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