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正式运营不久可期，但其治理结构和投融资机制设计是否成功，则需更长久的实践检验；还需关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与法律风险。
 
　　投融资机制待创新
 
　　目前的共识是，在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投资并不缺钱，缺的是吸引资金参与的平台和投融资体制。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等新设多边开发银行若想到达预期效果并扩大影响力，除了治理结构，还应该关注如何创新投融资体制，做好项目。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冯维江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核心问题是怎么建立制度或评估标准，来确定哪些项目可以做，风险是多大。
 
　　朱光耀在上述论坛上说，现在起每个国家都要准备自己的基建项目，保证首批项目一定成功。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方面要遵循严格的治理标准，为金砖国家做出典范。
 
　　国家开发银行一位从事海外业务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过往实践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重大项目后，其可行性研究非常粗浅，很难描述其可行性和重要性。如果要用商业性机构的贷款，很难通过。
 
　　“有些国家，之前提出一个项目规划，长期搁置没有实施，之后技术进步、材料更新，又没有新的规划来衔接。所以，有关国家要尽早做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提出一个比较合情的规划。而且，建议金砖银行也要尽早参与，以便于指导下一步操作。”上述国开行海外业务人士认为，金砖银行可以不在政治方面设立严格的条件，但应该在项目准入方面设定严格条件。
 
　　财新记者获悉，亚投行从今年初开始的筹建过程中，就已经着手项目储备，中国方面，初期主要是参考政策性银行海外投资的项目储备库。
 
　　投资方面，亚投行除了向主权国家提供主权贷款，还考虑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吸引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不过，一位接近亚投行筹备组的人士说，考虑到PPP模式风险相对更大，刚开始主要还是通过主权贷款投资。
 
　　对于属于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在世界银行有15年工作经验的合众集团新加坡办公室董事总经理Kevin Lu认为，应当把基础设施看作一种新的资产类别。
 
　　他在与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合作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新资产类别有其自身的风险回报特征，需要考察公共部门参与所隐含的政治风险以及基础设施回报低于传统私人股权的风险。此外，与新资产类别伴随而生的风险，会随着项目从可行性研究到建设和经营而变化，这意味着每一阶段吸引的资金源不同。“清晰理解这一过程，将使潜在投资者能够更有效地评估项目，而这是鼓励他们出钱的关键。”
 
　　融资机制方面，除了各成员国政府提供资本金之外，金砖银行和亚投行都要考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以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6月底，财政部国际司司长邹加怡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融资研讨会”上说，亚投行将发行债券，不仅在区域内债券市场，未来还将在全球市场发债。考虑到发债要有市场评级和累积的历史信用记录，所以，亚投行一开始可能不是大的发行人，而是先积累一些资本，但未来将是非常活跃的债券发行人。
 
　　在国际市场发债，很重要的前提是保持高信用等级，以降低融资成本。目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均为AAA级。而目前亚投行21个首批创始成员国中，仅新加坡的主权信用评级为AAA。
 
　　在多边开发银行的评级框架中，股东信用等级对多边开发银行评级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多边开发银行的信用评级还需要考虑业务的政策重要性、治理结构、资本充足性、资金来源、实缴比例、项目风险、出现问题时股东追加资金的势力和愿望等多个因素。但是，未来亚投行如何获得较高信用等级，是融资面临的考验。
 
　　此外，投融资体制的创新，并不仅仅是新设立的金砖银行和亚投行需要解决的问题，现有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也需要推动投资融资体系的改革。
 
　　朱杰进称，世行也在努力改进，就看谁的进展更快。如果最后能够融合，是好事。
 
　　风险和挑战不容忽视
 
　　新兴市场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较大，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和大量过剩产能需要寻找出路，且有丰富的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经验，看起来是供需契合的两全其美之事。然而，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环境的复杂性，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不可轻视。
 
　　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杰夫·桑亚尔（Sanjeev Sanyal）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庞大并且长期的经常账户盈余驱动下，未来中国的角色将由“世界工厂”转换成“世界投资人”。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迫切需要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但考虑到其机构办事效率和能力的局限性，投资发展中国家仍需要谨慎思考。
 
　　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俱乐部执行理事长赵言告诉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晚、经验不足，大多数中国企业对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虽有意识，但防范措施不力，尤其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已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11月初，中国铁建等国际联合体在中标墨西哥全长210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仅仅三天后，墨西哥官方就宣布取消招标结果。这一*7案例或许恰能说明中国基建“走出去”战略未必如想象中一路坦途。
 
　　对此，朱杰进的建议是本土化，“可以跟本土的开发银行对接、联合融资，因为很多本土的情况外来投资者不知道。此外，还要对接每个国家的发展规划。”
 
　　在这方面，世行多年实践建立的标准可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借鉴。不过，世行的贷款条件被认为比较严格。中国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面临的质疑则与之相反，许多发达国家担心中国难以遵守国际标准。澳大利亚曾提出，加入亚投行的一个条件是“保证透明度和管理规则，符合全球管理标准”。
 
　　此外，面临更多争议的是，新设多边开发银行、尤其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会在竞争中降低保障条款，包括环保、劳工、移民、采购等政策。
 
　　亚洲开发银行的三大保障政策包括《非自愿移民政策》《原住民政策》和《环境政策》，其目的是尽可能避免、缓解发展项目使第三者或弱势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
 
　　目前看来，亚投行可能的确面临如何在让发展中国家“更灵活”地获得贷款和坚持高标准之间平衡的问题。
 
　　朱杰进认为，世行贷款条件严苛也有必要性。否则怎么保障贷款回收？尤其是面向一些小国时，如果无条件提供贷款，最后无法偿还怎么办？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不能拿贷款当政治筹码，但贷款肯定要有标准，包括环评、采购、经济效益等的评估。
 
　　对于亚投行将在保障政策方面执行什么标准这一外界关心的问题，楼继伟在备忘录签署后回应称，亚投行将充分尊重和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关标准和好的做法，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当然，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正在对其保障政策中过于繁琐、不切实际及与业务关联度不高的一些做法进行改进，亚投行将避免重复这些问题，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
 
　　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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