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认为，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严重阻碍了投资资本收益率的提高，症结有三：金融中介效率低、结构不合理，风险承受和分解能力弱；金融中介服务的覆盖面窄。基于此，金融体系2.0呼之欲出。
 
　　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项目“思享会”上，刘俏分享了“‘新常态’向金融体系提出了升级要求”的观点。
 
　　刘俏谈到，众所周知，增长率由投资资本收益率和投资率来拉动。在过去35年，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增长率拉动，这是为什么讨论“新常态”的出发点。而所谓“新常态”，其个人理解是指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取决于投资资本收益率，而非投资率。换句话讲，即便在投资率略微下降的情况下，若能通过提高投资资本收益率，仍可以维持不错的经济增长率。
 
　　而至于投资收益率有多么重要，刘俏用中国上市公司的表现来解释：在过去25年间，股票表现差强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整体而言上市公司平均投资资本受益率低下。
 
　　在刘俏看来，投资资本的收益率是决定企业是否能够基业常青、创造价值最根本因素。在其统计的250家上市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看，平均水平约是3%左右；如果把企业规模考虑进来约是3.5%-4%。3%，意味着中国上市公司一块钱的资本投入经营活动后只带来3分钱的税后利润。
 
　　尽管投资资本收益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实践中，金融体系却存在诸如“配置资源方面效率不高、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投资资本受益率的提高。
 
　　因而，“改变现状需要新的金融体系，我称之为‘金融2.0’版本”，刘俏认为，这个版本起码应具有五个标准：
 
　　首先，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即有效的资金配置；
 
　　其二，有效的风险承受和分解能力，通过分散风险来提高整个经济的风险承受能力；
 
　　其三、更好地吸收和动员私有资本；
 
　　其四、金融中介服务的覆盖面广；
 
　　其五，金融中介的结构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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