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骏：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由原隶属财政部的中南财经大学和原隶属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学院合并组建而成。而中南财经大学的前身是1948年邓小平任*9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建的中原大学。1949年5月份武汉解放后不久，我就进了中原大学，读财经学院的研究生。1951年8月我作为当时学院的第二批青年教师培养对象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吴玉章，黄达是我所在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的主任。两年后，也就是1953年初，我学成回校，之后在财贸系以及后来的金融学院里任教，一直到现在。
 
　　1953年中南六省的教学力量调整后，我所在的财政信贷系的主攻方向就是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和金融理论，把苏联的理论中国化，在这方面我们基层教员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比如带领学生生产实习，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们经常是工作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住不开师生挤在一起的打地铺，通过实践慢慢熟悉、掌握中国的具体情况。当时我们财经战线还是有很多事情比苏联做得好的，比如合作化、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等，这些有中国特色内容都如实反映到了教材中去。我们还经常请中南局干部来作报告，开展互助教学，1954年人民银行将财政信贷系银行教研室作为发文单位，教师可以参加国家银行的各种会议。1958年，当时新成立的财贸系还开办实验银行，多数业务岗位的工作人员均由学员担任，实验将近两年，对我们这里的金融学科的起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1958年之前，虽然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但金融信贷领域总体上仍然是“大计划、小市场”的格局，银行虽然是国家财政计划的总出纳，没有预付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市场主动性，但也讲究通过贷前、贷中、贷后三审来控制风险，而且关注市场信息，为买方卖方穿针引线，这些都是很好的实践。可惜后来我们否定商品经济，一刀切地搞计划，50年代末放款猛增，尝到了经济过热的苦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中南地区的教员比较注重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货币本质、货币流通规律等问题，应该说，形成了一定的“小气候”。我在60年代的时候写了一些教材，也针对当时一些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做法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本质问题探讨》、《如何计算货币需要量》等，我们系里当时认同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的本质有特殊性，但也有一般性，它仍然是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而不是“劳动券”或“计划工具”；还有，政府要根据货币需要量这一客观规律供应货币，并应该考虑纸币的储藏价值这一因素。这些都算是在十年文革之前我们的一些初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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