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把经济增长称为和平年代的意识形态。一个政权总是需要找到一面旗帜，凝聚万众、鼓舞人心。这涉及到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权的合法性。这面旗帜要醒目、清晰，能够分得出来谁胜谁负。
 
　　这很无聊，但很重要。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之间发生了一场辩论。美国的展馆布置了琳琅满目的家用电器和娱乐休闲设备。美国想向苏联炫耀资本主义的物质丰富。在一个美式厨房的展台旁边，尼克松得意地介绍彩电、洗碗机等新奇玩意儿；赫鲁晓夫冷冷地说，苏联人民对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不感兴趣，他讽刺地问，有没有一种“把食物放进嘴里并推下去”的机器？尼克松自信地说，美国会让每个公民拥有一辆汽车；赫鲁晓夫不甘示弱，他说他们会让每个人拥有一架飞机，尼克松反问：“那都在哪儿降落？”
 
　　据尼克松说，他赢得了这场辩论。
 
　　尼克松应该是有信心的，20世纪50-70年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50-1973年间，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93%，法国为5.05%，德国为5.68%，日本为4.61%，就连“英国病人”的年均GDP增长率都达到2.93%。相比之下，21世纪头十年，发达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5%。
 
　　为什么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呢？这一时期，有很多重大的技术进步：比如汽车和飞机的普及、电子计算机已经萌芽，最受女士追捧的技术进步是尼龙丝袜。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秩序尘埃落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各国货币都和美元挂钩，美元又和黄金挂钩，保持了汇率的稳定；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开始一轮轮的贸易谈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渐降低。这一时期，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条件大为改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力变得更能干、更健康。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简单事实就是，我们衡量的是GDP的增长速度，GDP只看一年的产出，不管历史的存量。那么，如果战争、自然灾害爆发之后，尽管一个经济体的财富存量会严重受损，但炸断的桥要重新修、毁掉的房子要重新盖，GDP的增长速度自然会提高。从这一角度来看，战后重建时期，GDP的增长率想慢下来都很难。
 
　　为什么尼克松这么在意这场辩论呢？其实他心里没底。即使在这段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计划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两位美国经济学家Murrell和Olson的研究，1950-1965年期间，市场经济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3.15%，而计划体制国家则达到4.43%。
 
　　研究计划体制的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计划体制国家大多采取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政体里轮流坐庄的政客相比，计划体制国家的[*{a}*]人更为关心自己国家的经济成长。由于在敌对意识形态国家的包围之中感到生存威胁，计划体制国家更为关心一国的经济实力，即工业、科技和军事力量。不难理解，计划体制国家几乎都以“赶超战略”为基本政策，强烈地追求经济增长，但对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则很少考虑。
 
　　然而，计划体制存在着天生的缺陷。这一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10关心的事情。于是，就像一幅漫画所讽刺的那样，在一辆卡车上装着一颗直径两米左右的大铁钉，旁边的工人们高兴地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 ，直径两米的大铁钉在实际生活中虽然毫无用处，但它却能满足生产的计划指标。
 
　　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只能以经营者过去的工作成绩制定下期计划任务，所以经营者为了逃避更多的生产任务，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隐瞒其真实产量，甚至消极怠工。
 
　　在这场关于经济增长的锦标赛中，两个阵营采用的统计方法也各有千秋。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而计划体制国家则采用“物质平衡体系”（MPS）。按照MPS，在非物质生产领域投入的社会劳动都不创造国民收入，所以服务业是不算做出贡献的。比赛采用的是不同的计分方式，自然对胜负结果的认定也各执一词。
 
　　就算是都采用了SNA，怎么比较各国的GDP，也仍然存在极大的困难。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用一种货币：各家用的尺子都不一样，到底怎么测量长度？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提出了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理论。PPP的思路是，假设我们要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比如在美国和中国购买同样数量和质量的一篮子商品，在美国需要多少钱，在中国又需要多少钱？如果在美国需要20美元，在中国花了80元人民币，那么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就相当于1美元。1968年，经济学家欧文 克拉维斯（Irving Kravis）创建了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简称ICP）。1978年，他又和两位同事，阿兰 赫斯顿（Alan Heston）和罗伯特 萨默斯（Robert Summers）一起创建了Penn World Tables，这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做国际比较的时候必不可少的数据库。
 
　　这些数据完美吗？当然不完美，但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仍在努力地改进跨国数据的质量。世界银行就曾经牵头，做过几轮大规模的跨国调查。1985年有60个国家参加，1993年有110个国家参加，到2005年已经有143个国家参加。2005年的这一次调查声势*5，中国和印度都参加了，这意味着全球95%的人口都被此次调查涵盖。
 
　　这一调查的结果如何？2007年，世界银行根据调查的结果，将其按PPP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削减了40%。你可能觉得这一调整的幅度未免太大了，但一共有21个国家的按PPP计算的经济规模都被下调了40%以上，比如加纳被下调了52%，尼泊尔是44%，孟加拉国是44%，菲律宾是43%，乌干达是42%，印度被下调了36%。
 
　　这个结果一出来，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反而长舒了一口气。一般来说，如果按照PPP而非名义汇率计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总会显得更大。有些落后国家担心，这样一来，它们就无法顶着贫穷国家的帽子继续享受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的优惠贷款了。有人说，中国也是想赖在贫穷国家的阵营里，继续吃补贴，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始终很担心自己的GDP规模被夸大，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当我们仍然国力不强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韬光养晦”，而别人对我们是“善意的忽视”。迟早会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变成世界上*5的经济体，到那一天，我们该怎么办？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我们还没有思考清楚，所以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再等等、再想想。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场关于GDP的奥运会上，有个大个子选手，忧心忡忡地到处找裁判，要求把自己的成绩改得更低。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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