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条微博在互联网上疯狂转发：中国，工资5000元，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下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牛仔裤 400元，买辆车最少3万元——夏利；美国，工资5000美元，吃一次肯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s 20美元，买辆车最多3万美元——宝马。

 

　　“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国内卖得比在美国还贵？主要原因是各种税费。商品价格中所含税费中国是美国的4.2倍，是日本的3.7倍。过去10年间，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是名义GDP的1.4倍，加上预算外的会更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微博)在微博中表示，“紧缩银根、控制通涨之际，企业经营困难，减税正当其时。”

 

　　长久以来，经济转型一直是各路宏观调控的力道所专。然而年年喊转型，每次却都无法顺利盘过“投资拉动”这个漫长而又陡峭的弯道，进而在下一个30年使得中国宏观经济回归以消费为主的、走势稳定的长周期结构。在越来越多的刺激性政策牌明显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之后，过荷已久的企业税负改革无疑已经成为这场转型之战的“最后1公里”。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对众多税务领域的专家以及CFO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访问，进而为即将进行的新一轮税改，提供来自实战一线的*9手参考意见。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2011年5月发布《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再次对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发出了“过高”信号。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福利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4%、58.73%、56.73%、57.11%。报告指出，目前宏观税负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福利和税收的不匹配，财政支出对于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支出的比重对比国际水平仍有差距，从而造成纳税人对税负水平产生偏差。中国目前全口径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占GDP比重约为10.6%，而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这个比重要达到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水准，还需要提升3个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6.24,0.02,0.32%)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曾多次呼吁，国家税制应进行改革以减轻企业经营压力。去年我国GDP增长10%，财税收入增长21%；财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15%提高到2010年的2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蛋糕过去10年做大了很多，但政府切去的份额增长更大；这必然相对减少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他提出财税改革和个税改革的议案，希望调整财税体制，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李东生主张取消一些在政府财税收入不足时征收的部分行政性收费和一些附加税，比如教育附加费、针对房企之外企业征收的城乡建设税等等。他称这些税费征收时一致性比较差，企业和政府一直在博弈，现在政府有这个财力了，建议将这部分纳入政府预算。另外李东生代表还建议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方面，地方政府分成比例可提高，以使地方政府更好减轻收支的压力。

 

　　而“十二五”规划税制改革则指明：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北京国瑞纳税筹划研究所所长宋洪祥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值税改革，国家主要的目的是公平税负，打击利用发票的偷税行为。需要国家对各行业的税负进行调研，税率要适中，适当制定运输企业和施工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不要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税务管理系主任蔡昌认为，中国税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减税改革。一方面降低税负，为企业松绑；另一方面，为建立公平的税制奠定基础。流转税改革，关键是增值税转型与扩围问题。增值税转型已经在2009年初见端倪，但是由于不动产被纳入抵扣范围，使得转型改革不彻底。目前还存在增值税扩围问题，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必须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这一改革极为迫切，势在必行。

 

　　对于推进流转税改革的原因，蔡昌分析，目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不符合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只就本环节的增值额纳税，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而营业税实行全额征收，重复课税严重，一些纳入营业税征收范围的行业购进原材料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比如，建筑业的纳税人提供建筑业劳务时所购进的原材料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则显然会抬高该行业的整体税负。纳税人在相同利润水平下，由于分属不同税种的征收范围，则其税收负担明显不同。因此增值税、营业税征税范围及税率的差异性进一步放大了两税并存所导致的纳税人税负失衡的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发展，增值税在消除重复征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营业税的存在使得行业上、中、下游抵扣链条不统一，不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比如上游提供劳务的部门不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游单位就不能抵扣；下游单位可能会选择自己提供该劳务，但下游单位提供该项劳务的社会成本高于上游部门，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因此流转税改革可以消除重复征税问题，解决税制中的逃税漏洞，建立更加公平高效的税收制度。

 

　　营业税何时取消？

 

　　如果在一年半以前，提及“营业税何时取消”还是一个被税务机构普遍认为“天方夜谭”式的弱智问题。

 

　　但流转税改革形式上是统一税制，公平纳税链，避免重复征税，实质上是一个降低税率、减轻税赋的过程。改革的下一阶段目标，应该是流转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比例越降越低，直至趋零，从而形成以所得税为重心的更合理的全民分配机制。

 

　　盛立中，现供职于国家税务机关，曾多年研究国内财政税收制度，香港岭南大学经济学兼职教授。他认为，关于流转税改革的讨论主要涉及营业税这块，也就是我们所预期的增值税将要扩围的标的；其次是增值税税率或有的调整空间。对于后者，主要是抵扣税率不合理和销项税率是否下降的空间问题，但目前这个问题还不敏感，相信也不会有系统性的变动，但是个别行业的调整会有的，比如最近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19.79,0.27,1.38%)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就建议将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由现行的13%修改为纳税人再销售时货物的适用税率，这样就极大的减轻了相关企业的税收负担。

 

　　众所周知，自1984年营业税被我国重新确立为流转税的主体税种之后，1994年的税制改革因各种原因营业税再次被保留下来。尽管此时的营业税课税项目有所减少，适用范围却是扩大的。营业税具有计税依据清晰，税基调整方便，计征方式简易等很多优点，很适合当时乃至现在税务机关的业务能力。而由于营业税收入与企业的营业收入是一个水涨船高式的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又是一笔看似不可或缺的稳定财源。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拓展和税制改革步伐加快，营业税的上述所谓种种优点，反而成为推进经济发展转型的掣肘，对经济的逆向调节作用日趋突显。”盛立中强调，由于营业税是对全部商品(服务)流转征税，分工越细环节越多税负越重，并导致目前的增值税链条不完整，割裂了“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的内在联系。

 

　　我国自2009年开始由生产型增值税改行消费型后，当年的全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机器设备进项税额就抵扣了1416亿元，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降至3%后，小规模纳税人大约少缴了153亿元税款。增值税纳税人的减税措施直接导致了制造业税负水平的下降和服务业营业税税负水平相对提高。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物流业。尽管我国自2006年在物流业实施营业收入差额纳税、货物运输业发票抵扣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由于该行业所需的设施设备，却不能像制造业那样享受抵扣税款的优惠待遇。吸纳了大量就业的物流行业云集了大批中小企业，沉重的税负对其影响不言而喻。

 

　　盛立中直言，目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过去企业还有相当的回旋余地，可以与税收做一番讨价还价，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有一个差额。现在不行了，税收任务越来越重，征管越来越严，不仅是拔羊毛，有些地区甚至已经开始割肉。企业与政府讨价的成本甚至已经大于缴税的成本，在这个背景下，听到“羊叫声”也不足为怪了。

 

　　纳税筹划专家宋洪祥认为，国家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运输和施工企业纳入增值税管理，规避重复税，解决目前营业税按照营业额纳税的税负不公平的现象，达到层层抵扣。目前增值税发票属于国税机关管理，但是运输发票属于地税机关管理，运输发票因为可以抵扣7%的进项税，因此地税的发票在国税抵扣，在发票监管方面会出现失控。目前税务机关发现，很多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存在利用虚开运输发票来多抵扣进项税，少缴纳增值税的现象。运输企业只缴纳3%的营业税，缴纳增值税企业可以抵扣7%的增值税，从中可以吃掉国家4%的税收，达到少缴税的目的。通过这次将运输业纳入到增值税管理，利用国税的金税工程进行发票管理，可以避免虚开运输发票抵扣进项税的偷税行为发生，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我国目前营业税涉及八个行业九个税目，成为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就成为我国*9大税种。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购进的进项税额，降低了固定资产更新的税收负担。

 

　　对于增值税改革，有人提议一刀切，快刀斩乱麻。蔡昌对此持否定态度，“改革前后的税负衔接问题，如果不考虑，会适得其反。这就需要在保持原有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慎重确定新纳入增值税范围的行业的税率，以保证改革的平稳推进。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点税源数据推算，若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改征增值税的税率为13%，则其税负相当于营业税制下4.58%、4.72%和5.56%的税率，而在营业税制下，交通运输业的税率为3%，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税率为5%；若建筑业计征增值税的税率为17%，则税负相当于营业税制下2.5%的税率，而在营业税制下，建筑业的税率为3%。因此改革后的税负与之前相比基本一致。所以从保持改革前后税负不变的角度来看，将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的税率定为13%，建筑业的税率定为17%是相对合理的。与其他国家同行业税负水平接轨的考虑，亚太地区的增值税税率普遍偏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税率都在10%以下，而如果将我国的增值税税率定得相对过高，将不利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及吸引外商投资。因此综合考虑，我国各行业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应该设定为13%，低税率为10%，小规模纳税人税率维持3%不变。”

 

　　从学理上说，适当的行业税率水平会有利于平衡各行业的利益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税改的基本原则应执行统一的税收政策，不应故意制造差异性税收政策，否则将影响税负的公平原则。进行增值税扩围改革后，将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并入增值税之中，使得征税主体的确定也会有所改变。建议税基流动性强的行业应当由国税系统征收，如金融业、邮电通讯业等；而税基流动性弱的行业应当由地税系统征收，如建筑业、房地产业等。此外按照中央和地方税务机关征管范围的划分要求，纳税人要使用两套申报电子设备或软件申报纳税，这无形之中会相应增加纳税成本，所以政府应统一国地税征管信息系统，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税效率。

 

　　蔡昌进一步指出，“地方财政吃紧，影响到流转税的改革力度和进度。尤其是营业税改革，目前阻力较大，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因为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如果把部分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税收会大幅下降。具体调整思路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成比例：一是将扩围后的增值税新增行业与增值税的性质及原增值税的分成机制相结合，适当调整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二是在调整分成比例后如果出现财政缺口，可以通过其他地方税的收入以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弥补。营业税改革的方向是：营业税应该逐渐被增值税所取代，但这在中国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税改过程。”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孙钢则认为，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试点工作，以便降低服务业的税收负担。其实降低税负也并非扩围一条路，比如降低营业税税率同样可以起到减负的作用，既能缓解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博弈，还能为国家税改节约大量资金，何乐而不为？

 

　　被忽视的征税成本

 

　　根据日前国税系统公布的“三公经费”情况显示，2010年“三公经费”为216631.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1420.93万元、公车费148623.6万元、公务接待费66587.15万元。这是目前公开的“三公经费”数额*5的部门，也引发了网上热议。而据有关专家透露，我国的征税成本已高达税收收入总额的近8%。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能源企业CF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税收在征收环节本身消耗得太多，征税的人工成本过高，从降低作业成本的角度，应该将国地税合并来压缩纳税成本。

 

　　另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某国际零售连锁集团中国区税务总监则牢骚满腹地表示，“长期实行的‘以票控税’已经使中国的发票管理系统成为了全世界公共财政和企业支出投入*5、IT系统*8进、信息量*5、使用最复杂、而且社会资源浪费*5的系统。单就全国各地推广零售行业以税控发票代替收银小票而言，1.7元的白纸卷变成了7元的卷式发票，使得爷爷奶奶们买菜、买肉、买鸡蛋‘被索要’了无法报销的发票。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税务难道没有责任吗？”

 

　　这位税务总监坦言，税控发票给企业带来额外的负担，大型连锁超市的设备改造投资约为15万元到18万元(国际会计准则四年折旧)，再加上每年卷式发票的费用，比普通纸卷高出10万元。由于目前绝大多数税务局只是要求用卷式发票，并没有(像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样)真正实现联网采集数据和匹配；相当一部分税务机构只是为了上税控而上税控，并不需要报送数据。造成的结果是：税务局为了上这个项目，请大企业帮帮忙；企业也是“原来规范的，现在还是规范；原来不规范的，现在还是不规范”，没有起到作用。据说，当初黑龙江税务局决心很大，不上项目的停止供应发票，后来压力太大，目前只在大庆试点。

 

　　多名受访的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以票控税不合理但却很难取消，税控项目不可能也控制不了零售业，除非法律规定统一ERP财务管理软件，全程监控进销存，但显然不行。

 

　　价税分离

 

　　通常税收可以分为价内税和价外税。一般而言，价内税是指税收包含在销售价格之内，通常的消费税、营业税都是价内税。而价外税，则是税价分离，分别标明，常见的有增值税。其实价外征收还是价内征收，各有利弊。

 

　　盛立中表示，相比美国的商品价格往往会标明价外税，中国的商品实行价内税的方式。换言之，消费者只能看得到最终价格，却看不到价格中有多少隐身却逃不掉的间接税。比如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目前中国商场里出售的100元女性化妆品中，会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以及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这还不包括生产和运输环节的间接税收。

 

　　流转税的计税依据是以货物和劳务价格为基础，价格高，税收高，又由于流转税的转嫁性，税收通过价格转嫁出去，进一步推高了货物价格，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且助推了通货膨胀。作为企业和普通消费者，要为这一恶性循环埋单，承担高价格的商品，消费推动经济发展的愿望则难以实现。

 

　　据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所作的统计，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2倍。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制造，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处于流转环节的间接税。

 

　　两级利益平衡之困

 

　　“十二五”财税配套改革，从地方层面，明眼人都会留意到中央政府最近释放出的几个信号：健全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赋予地方适当税政管理权，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培育地方支柱税源，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由于中国财税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增值税扩围的难点似乎还不能简单归之于税种改造问题，而是牵动中央和地方税收利益如何重新分配，因为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营业税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显然就是中央与地方要共享的增值税。

 

　　在地方税改革层面上，除了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问题比较纠结外，在税收方面，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资源税改革已经起步，而营业税、房地产税、环境税、以及社保税也已经进入2011年的税改议程。接下来的税改对企业影响较深刻的是资源税、环境税、营业税和社保费改税。其中的“社保费改税”说白了只是换换跑道，由过去的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盛立中直指财政政策不对称是我国当前税收失衡的根源。我国目前不仅税费多，而且玩出的花样也多。政府一旦手头感觉稍不宽绰就变着法的在企业身上“挖潜”，或施压中央政府打税收的主意。或有的问题是，财政支出既不透明，支出结构的合理性也屡遭诟病。政府管理费用居高不下，“宫廷式”理财观念根深蒂固，是目前税负减不下来的根本原因。现在是不管什么样的钱都敢收、截留，钱这个东西在任何层面上都没有人感觉是够的，这已经成为改革*5的难点。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纠结关系中，都想尽最小的责任，掌握*5的财政支配权。

 

　　“需要指出的是，重建地方税体系，要在保持税收中性原则下，首先应撤并掉加载于企业身上的那些‘骨灰级’的苛捐杂费，其次是中央适当让利。换言之，新的地方税税收体系的重构，企业与居民的总体税负应该是下降的，至少不能增加。”有着丰富基层税务经验的盛立中强调。

 

　　藏富于民

 

　　财政部7月19日公布，2011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征收12431.3亿元，同比增加2044亿元，增长19.7%。营业税7150.8亿元，同比增加1404亿元，增长24.4%。国内消费税3760.75亿元，同比增加633亿元，增长20.2%。目前我国共有19个税种，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契税、烟草税、关税、车船税等，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显示，今年1～6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7%，2011年上半年税收收入为50028亿元，同比增长29.6%，接近于2010年全年税收总收入的七成。上半年GDP达到204459亿元，同比增长9.6%，上半年税收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比较后发现，今年上半年税收增幅是GDP增幅的3倍多，税收收入达到了GDP总量的24.47%，将近1/4，是CPI增幅的5倍多。

 

　　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我国201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4500美元仅排世界第94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不高，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目前，中国90%的税负都会加到商品的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而美国等国家企业交纳的间接税一般不超过全国税收总额的30%。中国的税制是以企业间接税为主，全国税收总收入约90%是由企业交纳的，由企业交的这些间接税是累退的，流转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70%以上，这是当前中国税制结构*5的不合理之处，这一税制结构除了造成国富民穷之外，也直接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步伐。同时造成物价过高，导致低收入群体对物品的消费量减少，收入高的人纳税比例小，收入低的人纳税比例大，这就加剧了贫富差距，造成内需不足，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为企业减税，实际上就是为所有消费者减税，受益*5的就是低收入群体。孙钢提议，“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征税比例目前是25%，这和周边国家比相差不大，不是很高，欧美国家的法人所得税有的是20%，有的甚至是10%。综合考虑，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已经由2008年的33%降至25%，不再适合大幅度降低，但是为了取自于民，藏富于民，企业所得税还有微调的空间。而对于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可由目前的5000元，上调为8000元～10000元，就会让一些小商店更容易生存下来。总之努力寻找减税空间，而不是拍脑袋，才是税改的关键之举。”

 

　　走好最后1公里

 

　　高税收低福利、重制造轻服务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目前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逾2亿人，约占全部就业人数的1/4。而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1倍。在整个社会都在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通过发展服务业改变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在我国政府高层已经形成强烈共识。大幅降低服务业税负，对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均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目前部委层面上的“增值税扩围改革”研究建议报告已经报送到更高层级的决策者手中待批。盛立中对此的解读是，从功能上看，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越广，税基越宽，越能发挥其中性功能。今后除保留部分难度较大、不宜转型的业务继续课征营业税外，其他行业均可考虑纳入增值税“扩围”，或干脆取消营业税。个别行业也可考虑实行“准增值税”制，允许机器设备进行抵扣。而像金融行业，如果直接取消掉营业税，让有差别的直接税去调节，也未尝不可。当然在增值税“扩围”敞开的时间窗口中，于现有营业税的框架内减税让利，让营业税纳税人和增值税纳税人保持相对公平的税负水平也是不错的选择。

 

　　2011年7月2日，胡锦涛主席就继续做好经济工作提出的六条意见中，*9条就讲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温家宝总理也指出，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通盘考虑新形势下如何改革和完善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对外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为更长远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不过，上述提到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并非就是减税。因为我们现在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是有加法有减法的保守疗法，尽管大的方向疑似为高税收企业减负，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机会也只是结构性的。在结构性减税的大背景下，很多企业可能并非收获的就是利好，比如资源税改革、环保税开征，甚至碳税也在跃跃欲试，对企业还是有影响的。”盛立中补充到。

 

　　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增值税“扩围”只是一种制度改良，在目前的税制安排下(税负基本不变)，或曰“藏富于国”的思想依然那么牢固，企业要想在税制改良过程中获得额外的税收利益有些不现实。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学者仍然认为中国税收不给力，幻想靠高税收对市场资源进行配置，对所谓开征房产税、利得税、遗产税等献计献策。盛立中直言不讳，“对于这种大脑与屁股高度错位的‘谏言’，借用林语堂先生说过的话：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即使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转型的“最后1公里”，全面改革后的税制必须要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其核心的设计思想再不能像公共场所的旋转门那样被决策者的“临时起意”推来转去了。

 

　　选好改革参照物

 

　　以中国当下之经济体量，更有必要在税制上多参考一下同等规模的大陆市场国家。

 

　　据盛立中介绍，美国目前对商品课税主要采取一是附加费(有点类似中国的消费税)，对少数几种限制性或奢侈商品征收，美国人称之为国内产品税；其次对各种商品和劳务普遍征收的零售销售税，税率因各州情况不同大多维持在4%左右，*6的有10%的，比如在加州。有的州或县市还要加上税率不等的地方附加(类似中国的城建税和教育费这类税费不清的东西)，个别商品免税，比如食品(包括像中国的“馒头”)、药品等大多免税，而购置环保节能厨具或建材等可能还会收到加倍的退税支票。

 

　　与中国现行的营业税不同，美国的商品零售税虽然是对纳税人的支出项征税，但具有更多的直接税特征。中国的营业税属于标准的间接税，也是个叠加税，主要弊端是重复征税。而在美国，产品在生产和制造环节并不需要纳税，在产品销售时由最终消费者将税打包，商家只负有为政府代扣代缴税款的义务。而增值税又不同，尽管它的税负最终仍然由消费者承担，但它在生产产品环节和每一个流转环节都要面临税收问题，而不是仅仅在出售最终消费品时征税。

 

　　不过，目前美国有部分经济学家建议有必要开征增值税，并称在没有其他更好路径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推出增值税是对冲政府债务的*3选。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增值税妙就妙在尽管税负最终由消费者买单，但是大部分的税项外观上却是由厂(商)家在做，增值税的“障眼”特征(用美国人的话来说谓“wall”)使得每次提高增值税税率一两个百分点不会像提高所得税率那样容易遭到纳税人围剿，可以*5程度的降低加税的政治风险，从而为焦头烂额的美国财政部抒困。

 

　　此外，盛立中还列举了欧盟地区的增值税，它是全链条的，没有营业税。由于增值税至今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效率*6的政府敛财工具，欧洲的政客们更喜欢动用增值税来稳定经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各国纷纷开始提高增值税税率，其中部分的原因来自殴债危机，部分原因来自这种“拔鹅毛”税能较少地听到“鹅叫声”，政客们的风险较小。

 

　　“我们最近也关注到欧洲酝酿对银行业务按交易额收取一定税收的做法，这个税的实质就是所谓的托宾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认为，在金融市场上统一开征交易税可以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汇率不稳定，应往“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车轮上掷些沙子”。托宾税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抑制投机行为；二是可对风险较高的商业活动收取保费。由于全球金融交易数额巨大，托宾税能够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以此来作为金融市场的稳定基金。

 

　　目前正陷入桃色丑闻的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曾称，在全球开征托宾税是一个不具可操作性的过时理论，金融机构也很容易找到避税工具。IMF的建议是向银行业收取保险费用作为将来的救助基金，这个思路与开征托宾税不同。

 

　　盛立中最后强调，目前的流动性以税收的名义进入政府腰包，与进入实体经济所产生的效应是很不同的。前者会引发税收、物价、工资的螺旋式攀升，而后者则会壮大经济实力，让经济实体成为吸引流动性的“池子”。这是由流转税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如何让流转税改革，真正减轻百姓和企业的负担，政府需要倾听各方的声音，才不至于走回头路，才会真正利于中国幸福指数的提升和稳定。

 

　　厦航的“机翼行走者”

 

　　从精细化财务到大财务观，厦门航空CFO黄火灶始终牢牢抓住行业的关键受力点进行财务管理模式的构建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