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到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有个记者访谈，现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褚福灵说" 养老金调整应体现必要的政策倾斜，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要体现社会贡献。 国家之所以向高级职称人员倾斜，主要是他们以前为国家、社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 过去由于体制等问题，同是高级职称人员， 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养老金待遇和从企业退休的人员养老金待遇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向企业高级职称人员倾斜的原因。"

 

　　褚福灵说："对于高级职称人员不倾斜并不一定是体现公平。"

 

　　评：中国养老保险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真正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的基本原则，结果导致了企业退休老年人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改革开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当年同一体制的劳动者因为分割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而享受着差距越来越大的养老金待遇，这种差距是由于错误政策人为拉大造成而完全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这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违背国家宪法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因此，应当对从企业退休的老年人尤其是过去同一体制下的企业退休老人进行全部 的补偿，使相同时期同等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大致相同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

 

　　“ 对于高级职称人员不倾斜并不一定是体现公平”， 褚福灵的意思是对于高级职称人员倾斜了就是体现了公平？

 

　　有网友在网上说褚福灵这完全是屁话。褚福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养老金待遇和从企业退休的人员养老金待遇存在一定差距，这差距仅仅是企业高级职称人员？

 

　　请褚福灵认真地查一查，企业高管中的高级职称人员，近些年退休的，有多少低学历高职称、有多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享受了“倾斜”？而大多数企退高学历中级职称一分没有，你们的倾斜是伤天害理还是维护了公平 ？。

 

　　褚福灵说国家之所以向高级职称人员倾斜，主要是他们以前为国家、社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请问褚福灵企业退休工人和其他老知识分子难道没有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企业退休高级职称中的有些原来文化程度只是初中生，只因权力自肥赢者通吃评上的。企业退休高级职称中原来文化程度只是高中生有的地区现在退休月工资已经拿到来4300多元，而企业中国立正规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中工）有的甚至于上了六年大学本科的现在的月退休工资却只有2300多元。企业退休高级职称中的高中生月退休工资要比企业中国立正规高等院校本科毕业生（中工）有的甚至于上了六年大学本科的要多2000元左右，我们要问一声褚福灵：公平何在？

 

　　（ 二）褚福灵说养老金调整不应平均分配

 

　　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双轨制是对同等贡献人员的严重不公，“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待遇低三倍”， 所有企业退休人员要求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工实现“四同”是正确的, 废除“退休双轨制”是全体企退人员的共同呼声，但只解决企业高级职称的“四同”问题，而不解决企业中退休的工人，中工、初工，企业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四同”问题，显然是绝对错误的，是绝大多数企退人员不能接受的。褚福灵视企退大多数人于不顾，谈何公平？

 

　　褚福灵讲不能搞平均分配，实际上是打着反对平均主义的幌子来阻挠双轨制的并轨，与唐钧的“并轨风险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褚福灵比唐钧更用心险恶，他表面看来重视了企退职工中的一小部分，实质上他是在企退职工中制造分裂，以达他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目的！

 

　　（三）褚福灵说：“应防止不同群体相互攀比 。”

 

　　评：不要把民众的要求公平分配扣上“攀比”的大帽子

 

　　“要防止出现相互攀比情况”是胡晓义“攀比”论的翻版。攀比是人类的正常反应，难道事业单位的专家就没与公务员官员攀比过？难道公务员官员就没跟垄断国企高管攀比过？正因为公务员与垄断国企管理人员进行攀比之后这两年才出现一波又一波叫嚷公务员涨薪潮；连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那个有优越性也是通过攀比比出来的；就连家庭主妇买菜也懂得货比三家。所谓的“防止攀比”无非是要受到不公正、不公平对待的广大的企业退休人员在公务员退休金七、八千甚至上万元而自己只有区区一千多元的现实情况下都不能表示不满、都要逆来顺受罢了。褚福灵的“防止攀比”论起码是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建立调查比较制度”规定相悖的。

 

　　（四）褚福灵说要保护多缴费群体的积极。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调低就高的调整原则可能会对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有所冲击。

 

　　评：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企业退休人员一生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国家承认了的，但如何量化这个概念？毛泽东时代国家是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政策，“低”到什么程度，每位老人都知道，但“高”到什么程度？老百姓不知道 ，毛泽东心理最清楚，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给了国家。”（请见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9版，第635页），这就是说，上缴给国家的钱是其本人工资的12.33倍！7400元是个平均数，若乘上平均工龄30年，即为22万元，这是平均一个工人一生对国家的贡献。其币值是毛泽东时代人民币的币值，如果以当时8元最低生活标准，而现在是240元（很多地区已超过此数）计算，转换成现在的币值，就是660万元。若再乘上全国企业人数和计算的年数，其值就改变了旧中国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不仅如此，此款的第二个用途是为自己的晚年退休留下了足够的养老基金。

 

　　这些钱哪里去了？都交给了国家财政。*9部分用掉了，第二部分即其中的养老款，国家财政现在不愿支付！

 

　　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在提案中说：实际上国家对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企业退休老人是欠了帐的，现在国家GDP持续增长，已经超过二十万亿元，国家有能力还这笔账。国家财政应专门拨款解决这一社会遗留问题。如果欠账那也是国家欠账而不是职工欠账。社会养老保险开始实行时，因那时退休老职工的单位和个人从未交过费，国家一直是低工资制度。所以当时国家承诺对这些老职工“视同缴费。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公款出国游、公建楼堂馆所，一年就要花上万亿（济南市政府大楼就花去40亿，遭到网民的强烈批评），有谁说过缺钱？而要花几百亿废止一个明摆着不合理的制度，就拿钱说事，能服众吗？再说全国的“苍蝇”和“大小老虎”贪污受贿和掠夺了多少钱？国有资产又流失了多少钱? 告诉你褚福灵这才是对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的真正冲击。

 

　　党内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官商勾结，权黑结合，这不但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鼓励了一些人胆大妄为，不择手段，惟利是图，非法暴富群体急剧增加。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人心涣散，失去民族的凝聚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严重动摇，后果将不堪设想。告诉你褚福灵这才是对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的又一个真正冲击。

 

　　凭什么我们交费你们不缴费还要享受高待遇？凭什么连死了你们都要比我们享受更多的抚恤金？

 

　　其实，并轨并不复杂，就是给企业退休老人增加养老金，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们有关部门的官员，大批有关的专家、教授、学者就会站在利益集团的立场出来搅局，提出种种方案、办法和主张等等，千方百计地阻挠并轨。难道养老金的替代率就不能和国际接轨了？体现社会公平、给退休老工人加钱、缩小贫富差距的并轨会流产吗？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缴费型的，它应该是与保障参保人的基本生活为目的的”更是荒唐，高缴费的企业人员退休后只能得到“保障基本生活”——既饿不死而已，言下之意就是不缴费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却可以过上保富贵的生活，这就是褚福灵早先鼓吹的“双轨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再现。

 

　　（五）褚福灵说： 养老保险制度是体现公平和效率的制度，不是一项福利制度，更不是社会救助制度。

 

　　评：褚福灵根本上不知道什么是公平和效率的制度，完全违背邓小平的理论，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中国在经济发展起来和效率提高以后，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使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不被少数人所占有，而能够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把能不能够解决好分配领域出现的过大的差距，能不能够通过缩小这个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高到是不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①。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会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1993年9月，他在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②。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我们要问褚福灵，过去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保体制，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改革? 是不公平？是“福利过度”养了一些懒汉？还是“大锅饭”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保体制吧，在改革前，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一轨制”；不论你在何地区何部门何单位何身份，都是根据本人退休时的职级和工龄，按照全国统一的一种办法来计算养老金；养老金的多少只与退休时的工资级别和工龄的长短有关。这种计算方法，阳光透明、简单明了、公平合理；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那时，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人们听从党的召唤，到生产*9线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的地方去；不会因为你到了企业，退休金就要比在机关的同职级的人员低；也不会因为你在一个贫困地区，退休金就要比在富裕地区同职级的人员低许多。所以，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从未有人因为养老金去投诉上访的，也没听说过养老金没按时足额发放的。这种社保制度模式，也就是胡晓义付部长所说的：“过去还有一种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模式，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苏联解体，这种模式已基本消亡。其基本特征是 ： 社会保障支出全部由政府承担，个人不交纳保障费”。

 

　　其实，这种模式并没有消亡，在社保体制改革前，我国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现在我们机关和事业单位仍然在实行这种模式。

 

　　回顾完后，可以请褚福灵回答上面的问题了，直到现在，无人出来也不可能有人出来指出它的问题，因为它原本就不存在什么问题。那么，为何要改革呢？要改什么呢？它的利和弊在哪里？怎样才能“兴利除弊”呢？无人回答，这不是很滑稽而荒谬吗？尽管回答不出上面的问题，也无法找到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目标的情况下，居然开始了社保体制的改革。

 

　　这就难免不走入歧途，陷入“钱眼”的怪圈了！

 

　　因为公平，是人生而为人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人在原始社会就懂得的基本道理“平均分配”，是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所体现的朴素理念，不仅仅是衣食无忧就能解决的。我承认世上没有绝对公平，可起码要有保证“相对公平”机制，如果连“简单的普遍的公平”都保证不了，还能谈什么？ 面对现行的退休双轨制，人们期盼的不仅是上调，更是并轨。快步小跑不如一步到位。我们的政府与其费时费力、不痛不痒的给企退人员年年搞上调，还不如快刀斩乱麻与双轨制拜拜。养老金并轨是最实际、最贴心的民生工程，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大好事。一个应该解决也能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只会越拖越被动。解决得越早越得人心，十八大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养老金并轨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