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这一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总是能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治理进程窥豹一斑。今年的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分为七大部分共30项安排，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以制式语言写成的文件显得枯燥无奇，但从新闻人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发现，“依法治国”的意志亦渗入了食品安全领域。
 
　　七大部分的“重点工作”，有四部分的总标题包含了“执法”、“法规”、“规范”或“依法”字眼，分别是“严格监管执法，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健全法规标准，完善制度体系”、“规范生产经营，全面落实企业责任”和“完善治理体系，坚持依法行政”。这些都让我们相信，政府意在从立法和执法入手，提升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准。
 
　　食品安全入法，在中国古已有之。《礼记》中就记载了周代对于食品交易的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意思是，不到成熟季节的粮食、水果等食品严禁进入市场交易，以免引发食物中毒。《唐律疏议》中则记载：“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可见在唐代，出售变质食品，*6可处以绞刑。类似的条文，在《宋刑统》中也有。
 
　　在古罗马时代，民法规定假冒食品、污染食品者可判处流放或劳役。饮食简单粗放如英国，13世纪初也颁布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面包法》，严禁在面包中掺入豌豆或蚕豆粉造假。英国1860年的《食品与饮料掺假法》更是首次明确表示，保护消费者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而在美国，1906年通过了*9部《食品和药品法》，禁止冒牌和掺假的食品、饮料和药品。
 
　　各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历程表明，历史上的执政者意识到，民众的基本需求——包括食品安全——得到安全可靠的保障，是一个社会安居乐业的底线。但是，有食品立法并不代表食品安全就有保障。《*9财经日报》今年2月就曾报道过，在人们原以为食品安全程度*6的美国，最近却检测发现，很多膳食补充剂（即中国所称的“保健食品”）中没有应有的成分——银杏叶片没有发现银杏叶成分，里面只有萝卜粉和小麦粉；人参片没有发现人参成分，检测到大蒜及大米；着名保健品销售商GNC的保健片剂中，含有对过敏病人有危险的豆粉和花生粉，却不曾标识。
 
　　立法与执法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来就是考验一个政府能力的问题。美国保健品厂商的丑闻，已经促使政府考虑剥离出分散在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和其他部门中涉及食品质量监管的各项职能，成立一个单独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而中国政府，近年来一方面通过机构改革，改变原先食品安全“九龙治水”的局面，一方面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对《食品安全法》进行全面的修订，并期望以这部将于今年颁布的新法为基石，重塑中国食品安全的治理格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这些旨在依法治国的措辞，投射到食品安全领域，就表现为更注重立法先行，注重依法行政，注重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我们曾经多次呼吁食品行业的从业者自律、敬畏与尽责。诚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有之义。但对于食品这样一个关系民生的产业来说，道德和法治都不可偏废。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最有力参与者。在“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第五届评选启动之际，政府今年的重点工作安排让我们对“依法治食”有了更大的信心。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虽然每年都有负面案例出现，但总体的改善仍有目共睹。因此，我们应该相信道德的力量，也应该相信法治的力量。
 
　　文章来源：*9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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