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终于成了西方评级体系的“牺牲品”。
 
　　6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希腊未能于当天偿还约15亿欧元的IMF贷款。希腊成为IMF历史上*9个债务违约的发达经济体，也是*9个由西方信用评级一手炮制的违约国家。
 
　　“希腊主权债务的违约，再次证明了西方机构的评级标准和结果都不具备预警性。”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董事长、世评集团创始人关建中对《中国联合商报》表示，欧元区国家过去依据得到的高信用等级过度负债，形成超过其偿付能力的债务泡沫，希腊危机的实质是债务泡沫破灭的过程。
 
　　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需要重新认识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缺陷，在提升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各国积极参与到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改革中来。
 
　　西方评级机构扮演危机推手
 
　　成也信用评级，败也信用评级。实际上，希腊能落到今天的地步，似乎每一步都离不开西方三大评级机构推波助澜的身影。
 
　　一切还得从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说起。根据欧共体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加入欧元区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一是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二是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但希腊当时离这俩标准相差甚远，那么它是如何加入的呢？希腊找到了著名国际投行——高盛。
 
　　高盛给希腊出了借钱来堵窟窿的“馊主意”：进行货币掉期交易；把未来的各种税收收入作为抵押，比如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换取现金。
 
　　为了让自己的“馊主意”变得天衣无缝，高盛找来了“帮凶”——标普、穆迪、惠裕三大主权信用评极机构，用较高的A级信用评级来包装这个“馊主意”，以便让投资者打消购买希腊债券的顾虑。
 
　　于是，通过透支未来收入的举债方式，希腊成功实现了预算赤字和负债率的双降。在如愿以偿地混入到了欧元区国家之列的同时，希腊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月光族”。
 
　　引爆欧洲债务危机的“地雷”就这样被高盛和三大评级机构联手做局埋下。
 
　　数据显示，希腊经济从2001年至2007年经历过较快速地增长（以发达国家标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希腊GDP增长率进入负数时代。
 
　　2009年曝出的希腊债务危机就是“2001年加入欧元区时埋下的隐患+借借借+公务员高福利与税收漏洞的消耗+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四种因素结合后的总爆发。
 
　　但这只是希腊债务危机高潮的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剧情则是三大评级机构的纷纷变脸“补刀”，将希腊推向了更深地深渊……
 
　　2009年12月8日，惠誉率先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同时将希腊公共财政状况前景展望确定为“负面”。14天后，穆迪则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2010年4月22日，美国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宣布降低希腊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当日希腊国债市场价格大跌，融资成本(收益率)飙升。4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希腊政府正式向该组织申请贷款，要求救援。
 
　　2010年4月27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BBB+降为BB+，短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2降至B，评级展望定为负面。此外，标准普尔还下调了希腊国民银行、欧元银行、阿尔法银行和比雷埃夫斯银行的信用评级。这是自欧元开始启动以来，*9个欧元区国家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被评为垃圾级。此举加深了外界对于希腊债务危机升级的恐慌情绪，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剧烈震荡。
 
　　“西方信用评级思想是导致2008年全球信用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关建中认为，“希腊的违约更是如此，本应承担风险管理预警的评级机构，反而成危机背后的推手。”
 
　　“现行的评级体系存在很多问题。过去的事实表明他们对风险的评估是无效率不充分的这些评级结果在金融危机中产生的是\\\"顺周期\\\"的效应。”法国前总理、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认为，在危机发生前过高的评级结果产生了投机效果，而在危机发生后，为了维护这些评级机构的公信力，迅速调低评级又加速了经济下行趋势。
 
　　“应该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包括穆迪和标准普尔等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比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在极短的时间内穆迪连续调低韩国评级11个档次。这反映了国际评级机构对危机形势判断和爆发以后应对的失望失措。”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仓促的调低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本身证明了什么？”
 
　　“评级是信用关系形成的媒介和基础，错误评级则是破坏信用体系的根本。”关建中认为，实际上，评级机构向世界传播错误的评级信息，不仅给市场投资者提供一个错误的指导，更极不利于被评级国家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安全发展。
 
　　尽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未能及时警示风险甚至推波助澜，美国穆迪、惠誉、标普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则依然稳固。“现存主权特征的国际评级体系无法规避和解决评级制度性风险、技术性风险，建立一个非主权特征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只有通过专业的制度体系去制衡现存主权特征的国际评级体系，才能推动评级的技术进步。”关建中表示。
 
　　改革国际评级体系
 
　　事实上，全球信用危机是因国际评级体系持续向世界提供错误评级信息导致世界债权债务关系因缺乏真实偿债能力支撑而出现的信用关系调整过程。
 
　　现存国际评级体系已被全球信用危机证明不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在关建中看来，全球信用资源分配上严重的不公和失衡使得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必须从根本上、从制度层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关建中认为，由于西方信用评级体系中的“体系性风险”是无法在原有框架中解决的，唯有建立新的评级体系，形成两个体系并存、包容、互补、制衡，才是重构国际评级体系的模式选择。
 
　　如何评判一个评级体系的好与坏，在关建中看来，不是看违约率，而是看这个机构有没有独创的、正确的评级思想理论体系及其标准的制定。关建中说：“我们应研究评级规律、追求真理、创新评级思想理论，而不是照猫画虎、拿来主义。”
 
　　关建中指出，推动“双评级体系”制度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认识到评级与自身发展利益的关系，认识到合理的评级是推动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
 
　　目前，全球有70多家信用评级公司，这些信用评级公司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评级公司，表达的都是注册所在国的观点。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从1985年开始是净债务国，由该国主导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机构给自己的级别是AAA，而穆迪、标普给中国的级别是AA，惠誉给中国的是A+，作为债权国，中国所得的级别比债务人还低。对此，关建中表示，债权人应该拥有评级话语权。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的债权人，应该有话语权，是天然的。”关建中说，目前国内评级机构发展遇到三大瓶颈：一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使用美国评级模式的思维惯式，这种评级思想根深蒂固；二是，作为债券和资本输出大国应该通过评级话语权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对评级话语权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有待提高；三是，不能正确把握评级规律。
 
　　值得注意的得，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亚洲各国都希望在全球资本快速流动的状态下更好地控制风险。关建中表示，构建亚洲信用体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亚洲由于没有评级话语权，创造的剩余价值依然要流入到美欧发达经济体，同时也是重债务经济体，之后再花高成本把钱借回来使用。
 
　　“亚洲各国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之所以没能得到解决，是因为没有各国都认可的评级体系发挥作用，缺乏评级符号和评级语言引导资本在区域内流动。”关建中如是呼吁。
 
　　据了解，评级与信用紧密相连，不仅分配信用资源，还决定信用关系的状态。信用关系构成的债务链或者债务的流动系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也是整个经济发展的流动系统，国际评级体系、评级制度体系通过分配国际信用资源，引导资本流向，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发展。
 
　　关建中强调，由于经济全球化，信用全球化以及资本流动的全球需要，评级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评级风险的外溢和传播不是靠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评级话语权就能解决的，亚洲的问题要放在全球去统一思考和解决。因此，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完善全球评级治理机制亟待形成世界共识。
 
　　显然，建立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由其向市场提供真实的债务人偿还能力信息，方为反思危机、走出危机的必经之路。“据此建立起可靠的国际信用关系，才能恢复信用体系对社会再生产的资金供应保障作用，实体经济才能恢复其应有的财富创造力。”关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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