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祭出了4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并让全球经济从危难中解救出来，正处于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也因此得救。但是之后呢？美国于2011年对中国祭出了“亚太再平衡”，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陷入严重萎缩，中国也于2013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倡导经济转型。
 
　　G20会议又要召开了，日本央行和财长都积极表示希望中国经济能够更加快速地成长，以提振日本经济。那么，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上，中国会不会再次祭出2009年那样的救市计划呢？笔者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尽管日本的愿望迫切，但中国迫于外界压力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尚无先例。
 
　　中国2009年推出庞大的救市计划后，现在也遗留了很多后遗症，债务杠杆快速增长，2013年中央审计署审计结果是全国地方债务余额达到了30万亿，尽管这些债务都对应相应的固定资产，但这些固定资产的收益回收时间太长，令地方政府的现金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无力再投资。
 
　　为解决这些地方债务问题，财政部祭出了债务置换计划，刚刚公布的3万亿债务置换计划实施后，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6%，处于可控水平，中央下发文件规定，今后，地方债务水平不得超过其GDP的100%。虽然86%这一水平总体可控，但不等于风险不高，为控制风险，以目前这样的债务水平，不可能再祭出什么如2009年那样的计划来，就是说地方政府在中央现行规定下，并不具备推量宽政策条件。
 
　　我们看到，自2013年至今，中国推出了若干重大改革举措，主要有“一带一路”战略、互联网+、电商、国企改革、创业创新发展、各种新兴业态等。其中创业创新发展，最近被反复提及，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这些重大政策，从时间上都会很长，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宏观经济决策将围绕这些战略而进行。在这些战略性政策中，无一是具有需要量化宽松作为条件的，据此可以判断中国政府不可能主动采取量宽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不过，最近由于美国引导美元加息的举动，促使国内大量外汇流出，而为应对美元外流，央行采取的抛美元动作频频，同时还伴随着降准，这实际上已经被迫采取了相对有限的量宽措施，但这些措施与主动采取量宽政策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连续三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大幅飙升25%以后，中国政府接着有了两个举动，一个是8月3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时提到要保持金融稳定，对大宗商品波动提出要见微知著，一个是9月1日，政府再次提出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表态可能会在G20会议上再次表达。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意味着中国经济调整已经触底，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逐步走强，中国超过36个月的PPI负增长的情况有望得到改善，但如果施以货币量宽刺激，通胀速度可能会迅速上升，据此也可以判断，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采取主动量宽政策来刺激经济。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