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在贝多广家中见到他时，他看上去轻松适意。在转任一创摩根证券公司的副董事长后，他表示自己有更多的时间花在业余爱好--对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研究上。其实，贝多广口中的“业余研究”并非业余，熟悉贝多广的人都知道他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有着多年的从政与从商经历，堪称一位熟知资本市场理论、政策与商业运作的金融通才。
 
　　1988年，师从国内“金融泰斗”王传纶与黄达的贝多广博士毕业，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首位财政学博士。面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风起潮涌的经济体制变革浪潮，贝多广有感于书斋研究无法紧跟快速变革的现实，在学术前景看好的情况下，决意离开校园，投身到刚刚成立的国家财政部的国债司。
 
　　选择国债司并非偶然，因为一位前辈向他建议，国债司既有宏观的国家债务管理，又有微观的发债工作，可将他读书时研究的金融货币理论，与实际工作*5限度地结合起来。
 
　　可以说，此后他的每一步重大选择，几乎都贯穿着“边学边用，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1990年，他一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论社会资金流动的综合平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6奖--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1991年，他抓住一次赴海外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做了一年多研究后，他又将研究工作转移到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在那里，他的研究方向从美联储的公开市场业务转到股票交易所，开始对资本市场产生深厚的兴趣。其时，国内股市正处初创阶段。
 
　　1993年，刚一回国，贝多广便在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的安排下，加盟了建立不久的中国证监会，担任国际业务部副主任，专门负责海外上市业务。两年间，贝多广相继做了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山东华能和华能国际等项目在美国上市以及中国企业赴海外其它市场上市的工作，备受业内瞩目。
 
　　然而贝多广渐渐不满足于监管者的“助推”角色。股票市场的飞速发展，使市场外的监管者跟随尚难，况乎[*{a}*]？贝多广决定亲自去资本市场操练一番，这一次，他选择了百年外资银行——JP摩根。
 
　　在纽约总部锻炼一年后，1996年贝多广回国出任JP摩根中国区首席代表。经历了1997年JP摩根在中国业绩*4的一年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贝多广又来到成立不满3年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此后一干十二年，直至2010年，他再返摩根，出任一创摩根CEO一职。期间，贝多广留下了宝钢A股上市、上海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并购案、太平洋保险(601601,股吧)公司的私募融资等一系列成功案例。
 
　　在做投行的同时，贝多广的学术兴趣也未曾中断。作为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兼职教授，贝多广坚持在《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并不断招收和培养他的博士生。每年的教师节前后，既是他拜谢王传纶和黄达等恩师的机会，又是他作为导师接受十几位弟子拜谢的机会。
 
　　长期的学术积累，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使贝多广的头脑中既有宏观层面的深入分析，也有商业模式的精准判断。“我介于两者之间”。无论是学界，还是投行，都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不同途径，都是他长袖善舞、任意穿梭的舞台。
 
　　眼下他最关注的，是金融系统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具体说，有三个层面：一是如何为广大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二是如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三是如何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金融服务。
 
　　两个金字塔
 
　　在贝多广看来，目前中国金融系统的*5问题是，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错配。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呈“金字塔”形状：大量普通民众、中小企业位于经济结构的底层，形成一个厚厚的底座；再往上则是数量只占1%的大中型企业；位于塔尖的则是央企，“80%的就业在下端，20%在上端”。与之相反，金融结构却呈“倒金字塔”，80%的金融资源在金字塔上端，只有20%在下端，与经济结构“完全不匹配、不对称”。
 
　　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处于上端的少数大企业，金融服务“供应过度、服务过度”；下端大量的小微企业与普通民众却往往得不到金融服务，因此带来就业、民企生存困难、消费需求疲弱等一系列问题。
 
　　“为什么大概80%以上的民营企业，在创立5年内就被淘汰掉了，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金融服务跟不上，没有办法发展。”
 
　　经过大量实地调查，贝多广发现，处于金字塔最底端、最需要金融支持的是比如刚毕业需要创业的大学生。“他出来创业，可能只需要几万元、十几万元这样很少的钱，现在的资金支持主要靠父母，靠爷爷奶奶，靠亲朋好友。如果相关金融组织都可以给这样的人贷款，金融结构的‘倒金字塔’问题就可以有所缓解。可目前许多银行的贷款原则是，要有抵押品，要有财务报表，诸如此类，完全不匹配。没有金融支持，他的业务很难做大。”
 
　　在对某个县的考察中，贝多广遇到一位创业的大学生，希望做一个厨房改造的“套餐”，帮助县城的每家每户实现“厨房革命”，每户的改造成本也就是几千元，业务前景很好，但他没有钱。马路边卖应季水果的摊子，生意很好，给他多一倍的投资，利润就能翻番，却得不到支持。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一个服装店、一个小摊、一个自行车修理铺??这些正是中国实体经济的细胞。
 
　　相比个体户，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相对少一点，至少“理念认识上的问题已解决了”。从国务院[*{a}*]，到银监会，再到各地政府与社会各界，都已达成共识：关注中小企业。可在贝多广看来，“商业上怎么操作，问题仍然很大”。
 
　　比如目前热推的中小企业私募债。贝多广认为，通过“私募债”这个资本市场的工具为金字塔底端的人服务，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发债的中小企业多数拿不到银行贷款，反过来向公开市场发债，这本身是个悖论。“一般在海外举债，首先得有银行的信贷。人家认为银行都能借钱给你，才会同样借钱给你”。
 
　　再比如，银监会将牌照发给全国各省市，推动各地去搞小额信贷。在贝多广看来，小额信贷虽是小生意，但却需要大公司来经营。首先要上规模，接着降低成本，然后风险控制。现在按照牌照管制，一个地方的小额信贷不能到别的地方发展，怎样把规模做大？成本降下来？“发4000个牌照，我相信大多数是‘一脚踢’，成不了气候，赚小钱但是做不好，不能真正解决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在世界范围，有没有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
 
　　向谁学和学什么
 
　　“我们这一代搞金融的人，实际上主要是向英美学习，回头看，学的那些东西主要是讲发达国家的。”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却越来越发现，要将国外先进的东西与本国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很难。
 
　　换言之，国外那套东西与中国现实有相当长距离，当我们已经习惯于“学习—转化—利用”的思维方式，习惯了“用多少年走完西方几百年发展历程”的表述时，忽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已无可供参考的成熟解决方案。
 
　　就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问题来说，该向谁学习，学习什么？
 
　　贝多广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也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解决的办法主要依靠民间的私募基金，从最初的天使基金到VC（风险投资）到PE（私募股权基金），各种各样的基金。”如果中小企业能在公开债券市场拿到钱，干嘛要私募基金的钱？市场上的钱肯定便宜。
 
　　其实，中国并非没有VC和PE。“从2007、2008年开始，差不多5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PE大爆发’，甚至有一点‘全民PE’的味道。但大家喜欢的都是短平快的IPO，真正从培育一家企业出发，做底层工作的PE基金实际上非常少。”
 
　　在贝多广看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走的过程不一样，用的方法也应该不一样”。可要解决新的问题，中国的“路径、手段、知识准备都不够”。
 
　　呼唤小额信贷的“肯德基”
 
　　讲到小额信贷，贝多广喜欢用肯德基和麦当劳举例。在他的理解中，这一“小”一“大”又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一般而言，大公司做大生意，小公司做小生意，可贝多广认为，小额信贷这门“小生意”却是大公司、大机构才能做好的事情。
 
　　如此说来，直接让国内各大银行去做不就行了？答案并非肯定，贝多广认为，要将小额信贷真正做成源头活水，实现商业模式的成功，需要建立完全“新的金融机构、新的商业模式”。
 
　　在贝多广看来，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特征是“零售的银行加上批发的信贷”。零售银行，主要是靠遍布全国的网点做储蓄业务，收集资金。批发信贷，则是客户越大越好。工行在贝多广参与运作上市前，把几乎所有县以下的分支机构都撤掉了，不断往上端走。“可过了两年，工行的*6[*{a}*]就意识到县域的生意实际很大。但回头做小额信贷业务，并没有优势。”
 
　　各大行目前的成本结构、人员构成、管理机制，使它们“没法往下沉”，做小额信贷“划不来”，也做不好。以工商银行(601398,股吧)为例，做中石化这样一个大企业几百亿贷款就出去了，做中小企业则要花更多的时间。此外，大行的人才基本在研究生以上学历，而小额信贷业务员，金融专科学校的中专生就行，人工成本相差很大。而在决策管理机制上，二者差异也很显著。前者高度集权、高度集中，“工行十几万亿的信贷资产，全部进入总行的风险风控管理体系，每笔都可以在行[*{a}*]的办公室电脑里查到”，小额信贷需要的却是更灵活更快捷的决策机制和更短的决策链条。
 
　　当然，贝多广并不喜欢用绝对的思维考虑问题，市场经济下多元化的渠道都可以去尝试。“我只是觉得工农中建这样的大行很难转，但不能剥夺别人做小额信贷的权利。比如工商银行，它拿一部分钱出来单独设立公司，在大行控股下，搞一帮新人单做，也是可以的。”
 
　　在贝多广心目中，做小额信贷最理想的公司应该是金融领域一些像“肯德基”这样的大机构或集团。虽然做的是零售型的小老百姓的生意，但通过规模扩张与降低成本，再加上高效的管理与风险控制，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成功，因此也更加持续。
 
　　其中，管理异常重要。贝多广举了当年风靡全国的“荣华鸡”的案例，所以没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肯德基”，根本在于规模扩大后，管理没有跟上来。
 
　　风险控制技术亦是关键。在这方面，贝多广认为应该打开思路，在“引进几家外国成熟的金融机构，先示范性地做起来供大家学习”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应放开牌照管制，加大支持引导力度，孕育本土的小额信贷“巨无霸”。
 
　　要改变中国“倒金字塔”型的金融结构，至少将它变成“柱体”，除了做好小额信贷，还需开拓一块极为重要的领域：个人消费型的金融服务。
 
　　打开个人消费型金融市场
 
　　“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这个庞大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这个前景无限的市场上，金融服务是否跟得上，有没有拖后腿？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起来，用抵押贷款可以购房，最多做到汽车，再往下就很难做了。”贝多广举了信用卡的例子。根据两三年前的数字，中国共计发了2亿张信用卡，可14亿人里真正使用信用卡的人只有7000万。在3亿左右的职业人士中，许多人没有信用卡，也没有资格获得信用卡。
 
　　这其中固然有中国消费文化的关系，可对于目前许多有稳定收入的低收入人群，想买东西，连垫付的机会都没有，谈何扩大消费？以手机为例，庞大的消费量，快速的淘汰率，使手机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如果将这一市场的销售进一步打开，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不言而喻。
 
　　金融在手机市场的推动中起何作用？来自东欧转型国家捷克的一家公司——PPF集团在中国的实践，令贝多广大开眼界。这家公司已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与中国银行合资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消费金融公司。公司在深圳、东莞等地推出了手机的消费信贷商业模式。消费者只需花400元，经过填表审批，半小时后便可用上价值4000多元的手机。在贝多广看来，独特的风险控制管理与高效的办理程序，是这一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首先，通过对消费者心理的充分调研，这家公司认定，在深圳每月有三四千元正常收入的打工者，极少有人愿意花400元败坏自己的信用记录。其次，通过发达的电脑系统，公司可以根据用户填报的身份证、家庭成员信息，联网公安部门身份鉴别中心，同时与消费者家庭成员取得联系，极大地降低了风险，坏账率极低。
 
　　这一商业模式的成功，对进一步打开中国的个人消费金融市场颇具启示，同时也给国人指出更为多元的学习方向：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各地与中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值得学习。
 
　　“按照国际经验，消费金融先从家用电器，再到家具，然后到大的婚庆丧葬活动，最后是纯粹消费型的领域，中国可以根据不同级别进行推广。”贝多广认为，做好普罗大众的生意，是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根本所在，金融理应为其推波助澜。
 
　　除了对于中国金融结构“倒金字塔”问题和出路的深入分析，贝多广还对很多金融热点问题都有独到的观察。
 
　　热点问题的冷思考
 
　　对目前“先从国外传出中国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即将崩溃，进而引起国内不少人对地方政府某种程度上妖魔化”的论调，贝多广认为这是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在他看来，现任国开行董事长陈元当年所推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用“打擦边球的方法办了件好事”。
 
　　贝多广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首先是一个金融创新。“何谓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监管的框架里，通过变通的手段达到融资目的。”在新一轮建设美好家园(博客,微博)的“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投资至关重要，而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有问题，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是分割的。地方政府要发展，要做事，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绕过了现行预算法的限制，打一个擦边球，取得了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效果。
 
　　但是，它在金融工具的选择上，方法不尽合理，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由于银行目前多数为上市企业，追求三五年、甚至更短期的利益，而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多是十年八年的长期项目，二者期限严重不匹配。按时还账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困难，不按时还账又会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
 
　　比较好的办法是，“对各地政府进行信用等级的综合考评，然后让它们发行债券，要害是将债券期限拉长。其次，要使这些债券在市场上可以流动，即可以交易。”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和投资效率低的问题，贝多广认为这涉及另一层面的问题，即体制改革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地方政府改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如学校、医院、环保等）是天经地义的责任，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任重道远。全世界的地方政府也都承担这些责任。其次，地方政府应在改革理念指导下逐步增加财政透明度，减少参与或不参与商业性的项目，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各类基建投资。至于提高投资效率，主要是通过放开要素市场，让价格信号发挥作用去引导投资方向。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改革，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投资决策的程序和监督机制。无疑，这将是一个需要多方推动的漫长过程。
 
　　贝多广对中国整个金融业的基本判断是：监管过度，创新不足，主张将资本市场中金融创新产品的部分做大。对前段时间一些高层人士认为“影子银行”是洪水猛兽的说法，贝多广认为是耸人听闻。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很少，即便同样是货币市场基金，在功能上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谈不上是影子银行。中国现在最怕的是给金融创新扣上一顶时髦的帽子，然后一枪否定，自己把自己吓死。”
 
　　而无论是金融更自由化的发展，还是其对实体经济更多层面的支持，都与人们改善生活的基本诉求不可分割。
 
　　“这种诉求，就是经济发展的*5动力”，这也许也是贝多广作为学者、金融家所孜孜以求的“用”。
 
　　文章来源：《英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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