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主要是世界发达经济体市场的高端“游戏”，在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无论是理论禁区还是实际操作，满是丛生荆棘。

 

留学莫斯科

 

1930年，刘鸿儒出生于东北吉林省榆树县。12岁时，因为家境贫寒，从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后，即便成绩优秀，却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为了生活，刘鸿儒以学徒工身份被招入日本人开设的兵工厂——“劳工营”，成为一名焊接童工。吃不饱、睡不好，无休止的工作，刘鸿儒自我评价当时就是“一个没有生活出路的小孩”。

 

日本投降后，刘鸿儒继续进入北安高中学习，1947年，因土改刘鸿儒没有读完高中课程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7年，刘鸿儒成为东北行政学院学员、组织干事。1950年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1951年转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作为新中国*9代留苏学生，1954年刘鸿儒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25岁的刘鸿儒和其他热血青年，怀揣着强烈的使命感，告别家乡，踏上开往莫斯科的专列，从海参崴出发，经过七天七夜的长途旅行，开始了他们的留学生生活。

 

莫斯科大学——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教学硬件设施以及管理在当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这让刚到这里的刘鸿儒大开眼界:主楼30多层，大学生和研究生宿舍就有近6000个房间。作为经济系研究生，刘鸿儒也拥有自己的一个约10平方米的房间。这样的两个房间组成一套学生公寓，两个学生共用一个卫生间，房间里书架、书桌、书柜、沙发一应俱全，学校专门配有洗衣房、体育馆、大型食堂等。

 

“国家为了让我们这些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安心求学，没有后顾之忧，不仅支付全部留学费用，就连书本之类的学习用品、服装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也统一发放，给男同学每人订做冬夏两身衣服，女同学是大衣和连衣裙，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帆布手提箱。大学生每月发放500卢布补助，研究生一个月有700卢布，读书四年基本不用考虑生活问题。”刘鸿儒说。

 

莫斯科大学学风开明，经济系货币银行学的课程聘请了来自外校的阿特拉斯教授主讲。阿特拉斯就职于莫斯科财政学院，是前苏联顶尖的货币银行专家。因为在课上积极参与讨论，经常提问题，阿特拉斯教授对刘鸿儒的印象很好，平时还经常辅导他学习。后来，阿特拉斯教授动员刘鸿儒到他任职的莫斯科财政学院去写论文。1958年，刘鸿儒完成其他课程的学习后，从莫斯科大学转入阿特拉斯教授所在的学院，专心学习货币银行学，并撰写毕业论文。最终，刘鸿儒顺利通过毕业论文，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这段留学生生活，让刘鸿儒记忆最深刻的，是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会后接见他们这些留学生代表。11月17日晚，毛主席率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来到莫斯科同苏联[*{a}*]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中国留学生代表见面。等待已久的刘鸿儒和他的同学们心情无比激动，“后来我还在一部这件事的纪录片里，看到我和我夫人王志玲的镜头。这对我来说是珍贵的历史记忆。”刘鸿儒说。毛主席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还问大家看过《红楼梦》没有，并重述了王熙凤“东风压倒西风”的话。毛主席那天非常高兴，跟大家有说有笑。在现场，刘鸿儒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说的那段经典之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9年，等待国务院专家局分配，准备回吉林大学教书的刘鸿儒得知，由于当时金融界特别缺乏金融人才，不仅留苏学生屈指可数，就是国内研究货币银行学的“对口人才”也是稀缺资源，于是，原本应回吉林大学教书的计划发生变化，他被人民银行相中，与国务院专家局协商后，留在了北京。

 

创建股市

 

1984年，国务院决定由刘鸿儒任组长，组织金融改革小组，主要针对银行体系和金融结构，并决定将资本市场放在银行改革之后，制订改革方案。自此中国资本市场的股份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的活跃使得社会上自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筹融资活动。当时的集资现象相当广泛，形式各种各样，整体感觉就是没有管理的混乱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如何建立资金市场，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带着这个任务，1985年4月，刘鸿儒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资金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并提出要建立和发展资金市场。

 

此时的筹融资活动，已经出现了少数小的股份公司并开始发行股票，有价证券转让市场也开始出现。1986年8月，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窗口交易，代客买卖股票和企业债券，被业界称为“*9个敢吃螃蟹的人”。虽然量很小，但它是*9家开办了股票、债券的二级市场，在国内、国外影响很大，因为参观的人太多，最后不得不派警察维持秩序。

 

从1986年起，深圳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个别企业试探着发行股票。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首次以自由认购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后来又三次增发。此后，深圳万科、金田实业、蛇口安达运输、原野实业4家企业，也在1988年至1990年相继向社会公开发行了股票。

 

早期深圳发行股票显然并不顺利。刘鸿儒说:“记得1987年深发展发行股票时，因为没有人买，当时的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刘志强还动员过我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我说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

 

到1990年5月，股票这个“新事物”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深圳市股票市场甚至突然出现了“股票热”。当时深圳有三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3.42 -0.29%,买入)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只有5家企业。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出现猛涨，这种突然连翻上涨，引起了社会震动，一下子形成热潮。

 

对股市热潮，社会议论差异很大。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也有人提出，应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担心继续下去会出问题。“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a}*]。有5位中央[*{a}*]同志分别作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则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刘鸿儒说。

 

事实上，对于股票市场要不要继续，各方面特别是高层[*{a}*]看法不一致。1990年11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海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在庆祝活动的期间，江泽民在深圳听汇报时，了解了股票市场的情况。随后，江泽民同刘鸿儒约好，散会后一起回北京，在路上专门谈股票市场的情况。“从广州上飞机后，他就与我谈了一路，大概两个多小时，主要是他问我答。”刘鸿儒说。

 

临下飞机时，刘鸿儒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的试点还是应该继续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没有取得经验，股市可以不扩大。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随便去搞私有制，我们会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上政治纲，那我们谁也不敢干了。

 

江泽民最后明确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这两个试验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不能撤。但是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并形成规范的交易制度。”

 

由此，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股票市场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争论并未停止，反而进一步加剧，而核心问题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正在股票市场存废的危急关头，1992年初，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明确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股份制改革走上快车道，全国各地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开始泛滥。刘鸿儒说:“成都红庙子市场可以说是全国自发市场中*5最乱的，各种有价证券都在交易，各单位不遵守法规随意发行股票。我去看了那个市场，小摊上卖的有价证券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甚至当地有家医院贴出广告，声称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精神发行股票。这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搞了股份制就能搞活企业，发了股票就能有建设资金，买了股票就能发财。可见，在当时股份制改革的热潮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1992年8月10日，深圳市发售新股抽签表方案出了偏差，结果引发大量群众排队抢购股票认购证，进而演化成舆论所说的“8·10”事件。刘鸿儒说，此前，深圳获得发行股票的额度，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股份制[*{a}*]小组，由副市长牵头，准备发行股票的工作。老百姓(46.28 +0.63%,买入)听说深圳要发股票，就闻风而动。因为购买股票认购证需要身份证，而且一张身份证限购一张股票认购证，于是全国出现了股民到农村收购身份证的现象。为了排队购买股票认购证，大量股民涌向深圳，大概聚集了120万人之多。由于人太多，从广州直接坐火车去不了深圳，就绕道从珠海坐船，8元钱的船票涨到30多元，不少倒船票的人因此也发了财。很多人排队的时候上厕所都顾不上，吃饭也不敢离开队伍，就吃盒饭。排了两三天的队，终于等到开窗口卖股票认购证了，结果上午9点开始卖，不到10点钟就卖完了。慢慢地开始有人怀疑股票认购证是不是被人私分了，人群也骚动起来，很快就发展成群起围攻市政府的事件。

 

“8·10”事件震动了各有关部门，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于是就决定加快研究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1992年8月8日至12日，国务院召开了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正好发生了“8·10”事件。会议结束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宣布，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通知》，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是朱镕基兼任，副主任为刘鸿儒兼任　、周道炯，由13个部委和*6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担任委员；同时决定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归口管理，刘鸿儒任证监会主席。

 

刘鸿儒说，证监会草创之初，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办公地点。当时财政部答应给开办费，但是还没有如期拨款，我们就找有关单位借了400万元。最初的人员来自三个方面: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根据国务院[*{a}*]同志的要求，要多找一些专家型人才，因此我们就通过年轻人的推荐，聘请了一批国内外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没有办公地点，我们就到保利大厦租了一层楼，权作创建初期的办公室。*9次召开证监会职工大会，我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9句话是，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也不跌，上下都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得不像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第二句话是，我们是*9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资本市场发展历程

 

毫无疑问，500年世界大国兴起交替的过程证明，资本市场是一个有力的支撑。中国资本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国有企业、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资本市场的股份制改革历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其萌芽期贯穿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国债恢复发行，股票开始出现。以1981年发行国库券为开端，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也开始在一些地区自发出现，并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的全面开展逐步扩大到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

 

1985年，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开始出现。随着国债和股票发行规模的逐步扩大，持有者产生了转让变现的需求，私下转让一度很普遍，这种现实催生了一批证券兼营机构和早期的证券公司。1988年，沈阳等7个城市经批准开办国库券转让市场，不久试点城市扩大到54个。到了1990年，全国国债转让市场全部放开。1986年，上海率先开办股票上市转让业务，随后，深圳也开始了股票转让。流通市场的尝试和探索对发行市场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尝试探索的萌芽阶段，具有较大的自发性和非正式性。

 

资本市场的正式探索在上世纪90年代。1990年12月和1991年4月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的相继开业，分散的柜台交易逐步转向了有组织、集中的场内交易。与此同时，为解决法人股流通而设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和全国电子交易系统（NET）分别于1990年12月和1993年4月在北京开通运行，区域性的场外交易市场由点到面逐渐铺开。1988年，*9家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在武汉成立，省级和地市级产权交易所开始在国内迅速发展。

 

股票市场上，A股大扩容，同时，在发行方式上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尝试。B股开始登场，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探索开始展开。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股市的发展还比较缓慢。

 

1992年10月，证监会成立。之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特别是199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正式实施，使得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阶段。同时，一些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的证券公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逐渐成熟，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1998年起，国家开始针对资本市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整顿和清理，如市场监管体制建设、清理整顿场外证券交易场所、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投资基金、清理整顿期货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规范。

 

进入新世纪，资本市场的发展进入巩固、调整时期。经过近10年的发展，资本市场发展中体制缺陷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市场规模偏小、结构性缺陷突出、发展不够规范等问题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从2000年开始，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措施，以调整、稳定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如200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上升到了战略高度。股票市场上，以1999年10月国有股减持为开端，开始了股市全流通的实践探索，后虽因引发股市暴跌而暂停，但探索却未止步。与此同时，对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改革也开始展开。从2001年3月开始的核准制框架下的“通道制”，到2004年2月后的“保荐人制”，再到注册制的推进，为稳定资本市场奠定了基础。此外，债券、基金等领域，都开始了治理和调整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开始向纵深推进。2002年12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QFII），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步入国际化的轨道。

 

2005年以后，资本市场开始了规范发展阶段。《公司法》和《证券法》在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对不利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限制性规定作了适当调整，从法律上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006年，首次公开发行（IPO）实现了全流通，并恢复了资金申购制度，中国工商银行(4.32 +0.47%,买入)、中国国航(7.06 +3.22%,买入)、中国建设银行(4.90 +0.82%,买入)、中国神华(14.41 +0.49%,买入)、中国石油(7.83 -0.63%,买入)等大盘股成功登陆A股市场，开放式基金发行异常火暴，从整体上取得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与此同时，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工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证券监管部门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陆续起草、制定、修改了一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保证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2008年4月23日，《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正式发布，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长效机制得以建立。

 

虽然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也看到，法治环境逐步完善，监管水平不断改进，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面，如刘鸿儒等前辈的开拓，中国资本市场必将得到有效而完善的发展，我们坚信，中国资本市场的明天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