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昨日在秘鲁利马落下帷幕。研判世界经济形势、探讨全球发展对策、讨论国际税收合作等成为主要议题。
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之一，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不断提升，中国经济也成为热点议题而广受关注。
对于世界经济，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速预测至3.1%，这是过去12个月以来的第四次下调。
IMF预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信贷增长过快，政治动荡和面临通胀加剧等多重因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2015年将连续第五年出现下滑。
对于中国，IMF维持了2015年和2016年经济增长6.8%和6.3%的预测不变。
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出席此次年会新闻发布会时向*9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可预期和可期待的，同时转型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会议间隙，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全球经济形势、中国经济转型、深化国际税收合作和气候资金等热点议题，接受了包括《*9财经提问》在内的媒体专访。
楼继伟表示，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健康的调整，在把经济保持在一个可预期空间的同时，中国将继续推进内部的结构性改革。
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楼继伟对记者透露，财金议题设计的前期工作已经展开。中国将在保持G20财金议题延续性的同时，引入新的重点和元素，例如金融稳定、扩大投资和结构改革等。
楼继伟称，下一阶段，将与G20各成员国和国际组织进行广泛沟通，听取各方意见，为明年中国成功举办G20峰会做好财金政策准备。
全球问题在发达国家复苏乏力
提问：IMF在*7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下调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3.1%，较7月时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其中部分原因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可能连续第五年出现下滑。你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经济形势？
楼继伟：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这一提法是相对的。
若以中国为例，相比2009年至2011年我国10%的经济增速，现在7％的增速是放缓了。有些国家幻想中国经济增速还维持在10%，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持续的。7%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以上，支持了全球经济复苏。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发达国家更快地复苏，以给发展中国家一些外部的需求。
在我看来,问题不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仍旧复苏乏力。欧洲的一些结构性改革已略有起色，但其现在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难民的冲击是很难解决的问题。美国经济虽有复苏，但基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它应该承担全球责任。美国还到不了加息的时候，全球责任之下它也不可能加息。日本又换了“新三支箭”。所以，整体上全球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
提问：虽然IMF下调了对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期，但维持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6.8%的预测不变。拉加德也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示肯定。您对此有何看法？
楼继伟：中国经济像2009年和2010年那样的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久的，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房地产也是不可持久的，所以自然需要结构性转型和发展动力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健康的过程，但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时期。中国政府需要做一些精准调控，将经济保持在一个可预期的空间，与此同时，继续推进内部的结构性改革。我们言出必行，我认为国际社会包括拉加德等人也是认可的。
发展中国家是转移定价的受害者
提问：此次年会期间，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签署了一揽子行动协议，旨在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d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下称“BEPS”)行为，推进整体、统一、协作的国际税务改革。在全球税改方面，我国会有哪些举措？
楼继伟：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税改，包括BEPS和税收信息交换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常常是缘于各自国内政策所造成的税收洼地，甚至国际税收的洼地，从而产生了BEPS。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执行和落实是有难度的。落实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要先解决各自国内存在的问题。
比如转移定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转移定价的受害者。举个例子，同样的东西卖到中国来，价格会贵很多。按照税收的原理，应当在利润的发生地缴税。在中国东西卖得这么贵，又将利润转移回国交税，这就是BEPS。在我这儿卖得贵，在我这儿产生的利润就应该在我这儿交税，就这么简单。
所以，要做的工作很多。好在这次作为财长们的一致意见，要提交峰会给各国首脑确认。大家都认为首先要做好本国自己的工作，同时加强税收的合作。
提问：协议的落成其意义何在？
楼继伟：首先是公平，公平竞争是最重要的。虽然各国的重点不一样，但都强调要公平，从而使全球的税制有一个一致的、规范的方向。有一些国家有意地做成税收洼地。在行动协议的执行过程中，一些税收洼地已经逐步地淡化掉，不再存在了。当然，真正把那些洼地都解决还涉及很多利益，要看大家能不能有共同的决心来解决类似的问题。
200亿南南合作基金是重大贡献
提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年底在法国巴黎召开，各国十分关注气候资金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中国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楼继伟：今年11月份就要在巴黎召开气候变化大会。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分步到位，承诺到2020年每年要动员1000亿美元的气候变化资金来支援发展中国家。这次会上个别机构提出了一些换算公式，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其中计入算作发达国家履行承诺的部分，算得稍微多了点，不是那么科学。我们希望更为平衡。距离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计量发达国家应有的贡献？这个问题刚刚提给财长们，还没有共识。
而中国呢，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正在大规模地减排，我们几乎是*10一个承诺到2030年减排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我在会上也提到习主席宣布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国家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基金将和发达国家贡献的资金相联系，来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建立起利用这些项目的能力，比如做可行性研究、前期工作和配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这是中国的重大贡献。
其次，我们和发达国家是有区别的。发达国家要先实现自己的承诺，200亿元人民币的南南合作基金是与之逐步配套的。
我们是“南”的一方，同时要帮助更穷的“南”来用好发达国家的钱，去做好项目。
明年G20峰会将关注金融稳定
提问：中国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主办国，在财金议题方面我们有何设想？
楼继伟：G20的“三驾马车”结构，即上一年主席国、现任主席国和下任主席国的“三驾马车”机制，中国从12月份即将接棒。这是一个带有延续性的机制，因此明年我们首先会继续保持传统议题的讨论和落实，并在此基础上突出一些重点。
传统议题上，当然每次都要讨论宏观经济形势。比如国际税收问题分两点：BEPS和税收信息交换。现在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行动协议。明年我们的重点就是如何落实和实施。
此外，还有金融稳定的问题。G20会议升级为峰会缘于雷曼兄弟事件后出现的金融危机，因此维护金融健康始终是一个题目。当然，雷曼兄弟事件爆发也证明了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有弱点的。如何来克服和补救这些弱点，这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最近，大家都认识到全球缺乏投资。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国时提出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的概念。中国也在方兴未艾，想办法扩大投资。
另一个题目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看到欧洲的分化——那些表现好的国家都是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仍旧不行的，就是结构性改革那关过不去。所以，结构性改革将作为一个重点。我们想归纳出一些可度量的指标。这是技术问题，大家还要讨论并取得共识。
提问：参与这次年会，您有一些什么感受？
楼继伟：与年会有关的是新老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新机构是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BRICS）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下称“AIIB”），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和老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行，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新的机构是补充也是促进。新机构的产生促进了世界银行扩大其贷款规模。过去两年，世行的贷款承诺额增速较原来快了许多，这是好事。
我们会学习老的金融机构一些好的做法。但是一些官僚主义、繁文缛节和过分苛刻的贷款条件，我们是不学的。世界银行也希望能从中获得动力来做一些改革。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相互学习的机会。中国是两个新机构的股东，而且AIIB我们还是*9大股东，要发挥我们的作用积极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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