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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两制:从幕后到台前

来源： 高顿网校 2014-02-06
　　张汉兴，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直接组织、参与了那场改革。
　　萌芽：看不懂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会计司吗？我是铁道部……”1988年，财政部会计司接到了铁道部的求救电话，希望会计司主管工业会计制度的同志帮他们设计一份有别于现行工业会计制度的会计报表。
　　设计会计报表本是会计司的拿手好戏，但这次的报表却让他们犯了难。
　　原来，为了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铁道部向世界银行申请了100多亿元的贷款。在经过前期的磋商之后，世界银行已经初步同意了这笔贷款，但在后来的洽谈中却“卡了壳”，这“壳”就是铁道部提供给世界银行的会计报表。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财务报表，我们要的是按照资产负债方式做的会计报表。”100多亿元的贷款一下子成了无从下口的刺猬。
　　张汉兴介绍，当时国内通行的做法是以“资金平衡”的模式做报表。“资产负债表”对于国内众多的会计人员而言，是闻所未闻的，以此模式做会计报表，更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
　　不要资金平衡表，而要资产负债表，这给会计司提出了一个难题。资金平衡表是财政部主持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在中国执行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就让外国人推翻了呢？尽管有很多顾虑，但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无奈之下，会计司和铁道部想了个“辙”：按照资金平衡表的数字再搞一个资产负债表。
　　幸运的是，这个临时拼凑、数字归类也不科学的资产负债表最终通过了世界银行的审查，100多亿元的贷款终于顺利到手。
　　无独有偶，第二件这样的事也在上海发生了。
　　上海飞乐决定发行B股，在香港上市。然而，当飞乐公司把资金平衡表提供给香港方面时，香港方面对此也不认同。不得已，飞乐请来当时的美国安达信会计公司，按照香港方面的要求编制了一套会计报表，高额的酬金让飞乐公司的人难以置信：320万港元。几经谈判，最终仍以180万港元成交。这就是一张“资产负债表”的价值，但又何尝不是一张“资金平衡表”的损失？这样的事在当时又岂止这两件。
　　“铁道部和上海飞乐这两件事在会计司同志们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也催生了大家改革会计制度的决心。”张汉兴说。
　　困惑：两张报表两张皮
　　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编制两张财务报表》的文章，这是媒体*9次质疑“两张报表两张皮”的现象。
　　财政部会计司接到的一个来自广州橡胶厂的电话，也让张汉兴再次陷入了沉思。广州橡胶厂吸收了一位个体老板600万元的投资，但却不知应该将其放在哪个会计科目下核算，不知会计报表如何对其进行反映？像这样的电话，会计司每天不知 要接多少个，大家都戏称会计司成了“灭火队”，而接电话的人则成了热线话务员。
　　会计报表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运行状况和结果，通过这张报表可以知道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与坏；而综合所有企业的会计报表里的相关数据，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
　　1989年前后，经济改革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大的指导方针下，国家过去作为惟一投资主体的格局，正在逐渐地面临外商、集体甚至个人投资企业的挑战，这也是对传统会计核算制度的挑战。当更多的投资主体出现时，诸如产权关系、偿债能力、利益分配都难以从原来的会计报表中体现出来。如果要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那就势必就要实行会计改革，制定新的会计制度。
　　现实问题逼得企业在经营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制一份会计报表，而在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上报的时候，将这一张表的数字一一处理，再重新按照原来的形式编制另一张表。可以说，这两张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企业经营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另一种是市场经济。因此，也就有了两张报表两张皮的“说法”。
　　现实与制度的矛盾日益突出，“灭火队”也无法解决根本的问题。而处理这种矛盾，当时采取的方法就是两张财务报表。无论是月报、季报，还是年报，财政部只能这样要求。
　　当时施行的工业企业会计制度1985年才制定实施，但仅仅过了4年，就已经跟不上工业企业发展的形势了。为了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修订。
　　吹风：“小会计”谋求大改革
　　1989年春天，湖北襄樊。早春的湖北，已是满眼春色。
　　“会计工作特别是财务会计制度必须改革，财务会计制度不改，死路一条！”满头银发的财政部顾问谢明十分激动，洪亮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全国会计工作座谈会会场上。台上台下一片寂静，甚至连服务员也不再走动，继而是持久的掌声。
　　张汉兴回忆道，与其说这是一场会计工作的座谈会，不如说是一场关于会计改革的吹风会，因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会计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春雨中，小草正一棵棵泛出嫩绿。
　　张汉兴真切感受到了会计改革萌生的早春气息。
　　1984年前后，一些会计理论老专家就提出了“会计改革”的呼声，会计司上下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开始着手会计改革的准备工作。
　　1988年下半年，会计司一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力量起草《会计改革纲要草案》；司里同时成立了会计准则组，着手制定会计准则。在张汉兴到会计司主持会计制度方面的工作时，《会计改革纲要草案》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1989年4月，该草案送审稿完成，薄薄几张纸却有极重的份量，提出了会计管理制度、审核制度、电算化、基层单位会计工作、注册会计师、会计人员培训等一系列改革的内容。
　　备战：厉兵秣马战鼓催
　　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会计改革的声音由弱渐强。会计改革的工作只能用形势逼人来形容。这让张汉兴压 力很大。
　　会计准则组自1988年10月成立，一直在认真地做基本会计准则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在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之后，《关于拟订我国会计准则问题的调查报告》出炉。1990年，会计准则组就拟订的会计准则草案又广泛征求过好几次意见。
　　1990年5月，会计司在海口市召开6省市会计专家、学者研讨会，专题讨论会计准则草案。7月-8月，会计准则组东上天津，南下上海、厦门，到天津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登门拜访会计专家、学者，听取他们对会计准则草案的意见和建议。9月，张汉兴带领中国*9个会计准则考察团到英国，考察英国的会计准则。
　　也就是在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终于正式出炉。
　　同年，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作为一份厚礼呈现在这次会议上，为会计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第37号文件转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实施会计法，加强会计工作的请示》，其中提出，要制定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会计准则。
　　1991年7月29日，财政部发布了《我国会计改革纲要（试行稿）》，也提出要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
　　中国的*9个会计准则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台前。
　　提速：东风吹来满眼春
　　“会计改革就像一个铅球，要想把铅球扔得更远更准，需要极强的爆发力；这爆发力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并且还要借助‘势’。”张汉兴回忆说。
　　1992年春天，是一个忙碌的春天，也是会计制度改革的春天。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给会计改革带来了很大的推动。
　　关于会计准则要与国际接轨的思路，曾有人质疑，说他们是在搞“资本主义”。但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姓“资”和姓“社”的论断也澄清了会计改革的一些迷惑。
　　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在资本主义国家姓“资”，我们把它引进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就姓“社”了吗？1992年2月29日，全国会计处处长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之所以选在深圳，一方面是想让与会者感受邓小平南巡时讲话时的心境，另一方面是由于深圳市的会计改革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作为特区的深圳，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然而，在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作为生产管理和控制工具之一的会计核算，却与深圳经济发展的现状不相适应。为此，深圳市确立了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1988年，深圳市的会计改革工作拉开了序幕。1989年，广东省财政厅下发了《关于同意＜深圳经济特区会计改革试点方案＞试行的批复》。
　　1990年1月1日起，深圳市在蛇口工业区莱英达集团和万科股份有限公司等9个单位共228家企业独立核算中进行会计改革试点。1991年，深圳市的会计改革试点单位扩大到21个集团公司，独立核算企业达到1000多家。
　　《深圳经济特区会计改革试点方案（试行）》推广之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很好的政策效应，诸如有利于摸清企业的家底、理顺产权 关系，有利于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有利于控制“投资饥渴症”等等。
　　1992年1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布并实施《深圳市经济特区企业会计准则》。
　　张汉兴说，在这次会议上，深圳市介绍了他们会计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向全国的会计工作者打一个招呼—— —全国的会计制度改革即将全面铺开。
　　1992年6月11日，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一篇题为《加强会计工作，促进经济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为会计准则的“粉墨登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7月1日至3日，在“实属少见”的长达3天的财政部部长办公会议上，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得以“绿灯”通过，会计改革驰上快车道。
　　硕果：千呼万唤始出来
　　《企业会计准则》在1992年年底公布，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三个层次—— —修订行业会计制度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行业会计制度在会计改革之前就存在，是按照行业、部门、所有制来制定的，是各类型企业的会计规范。这次会计改革是保留行业会计制度的做法，但不是对过去的照搬，而是在会计基本准则的总体要求上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重新修订。
　　这种保留下来的行业会计制度，称之为会计改革的中国特色。既制定会计准则，又制定行业会计制度，是中国会计改革的一个创造。
　　会计准则与国际接轨，行业会计制度体现中国特色，准则通驭制度，是会计改革之初就提出的想法，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常遭到质疑。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会计改革与国外接轨，只搞会计准则，而行业会计制度由行业自己去搞。
　　但是张汉兴他们却坚持认为，无论是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体系指标，还是从当时中国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而言，具体行业会计制度都不能由行业自己去制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又提出，保留行业会计制度是不是还是像以前一样要那么多呢？财政部会计司的态度相当明确，对原有的行业会计制度该合的合、该并的并、该撤的撤、该取消的取消。
　　财政部会计司曾初步统计过，当时五花八门的行业会计制度达56个之多，而事实上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张汉兴说，由于56个行业分属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和地区，往往政出多门、方法不同、报表不统一、指标口径不统一。尽管弊端重重，改革起来却绝非易事。
　　为此，会计司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把行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管理权统统收归财政部会计司。二是不分部门、行业和所有制，凡属同一类型的，都合并为一个新的行业会计制度。
　　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行业会计制度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截止到1992年10月30日，13个行业会计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借鉴中外合资企业制度的模式建立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会计要素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报告体系。
　　历史定格在1993年7月1日，“两则两制”正式在全国实施，中国的会计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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