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5的动作将在今年展开，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率先启动。
多位专家表示，《意见》对中央与地方如何划分财政事权，及如何划分支出责任给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并亮出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即2016年先从国防、国家安全等领域着手，2017~2018年深入到复杂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领域改革。然而，这项改革本质上是行政体制改革，牵涉方方面面，异常复杂艰难，最后改革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央地方基本定下权责
所谓财政事权，是一级政府应承担的、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任务和职责，支出责任是政府履行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简单来说，即谁该做什么事，以及谁来承担做事所需要花的钱。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逐渐明确，特别是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初步构建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体系框架。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一句话概括为：现行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同时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承担不够；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应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地方没有担负起相应的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少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等。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表示，和以前向地方下放事权不同，这次《意见》一大特点是，中央决定了财政事权划分，事权上收中央很明显，而且划分领域较之前更明晰。
根据《意见》，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分为三部分，即中央履行的财政事权、地方履行的财政事权和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从具体事务领域来看，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将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
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另外，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体现中央战略意图、跨省（区、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明确各承担主体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分析，由于央地事权划分需要其他领域相关配套改革同步，相关条件不成熟，因此《意见》提出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如条件成熟，将全国范围内环境质量监测和对全国生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的生态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
在央地事权划分相对清楚后，支出责任也有了相应划分。
即中央的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的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区分情况划分支出责任。
此前如国家安全、边防公路等中央事权，让地方承担部分支出责任，此次《意见》明确，属于中央的财政事权，应当由中央财政安排经费，中央各职能部门和直属机构不得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
挑战重重
在杨志勇看来，这个《意见》对划分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只是开了个头”，后面具体实施方案的制定落实则挑战重重，比如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的规则如何制定？如何保证地方积极性？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直言了这项改革的艰难。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答记者问时，他提及这项改革“涉及国家治理，也不是财政部一家能够解决，需要大家合力”，以及“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顶层设计、各方面配合、协同推进的过程，也是渐进的过程。有的国家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逐步把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渐合理化，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表示，在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日子都不好过，中央带头，今年改革就*8触及属于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国防、国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随后再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事权等领域。
胡怡建表示，目前方案比较容易确定，但推进难度非常大。目前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最难的部分是两方共享部分，虽然《方案》有大致的领域划分，但涉及到下面具体项目如何划分、资金如何分配则非常复杂，容易产生争议。
此次《意见》提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争议由中央裁定，已明确属于省以下的财政事权划分争议由省级政府裁定。
另外，在保障和配套措施中，《意见》称，加强与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相关改革的协同配套，完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和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及时推动相关部门职责调整。
本文来源：*9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