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国内两位重量级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也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回应和学界的讨论。

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更像是一场豪赌。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

他还具体解释称，制定产业政策不能靠官员、专家和企业家：政府官员不具备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专家没有敏锐性和创新必需的软知识；企业家已经是成功了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鲜明针锋相对。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

随后，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进一步就产业政策作用分别发出四点批评与回应，两人从各自角度阐释“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的原因；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是否存在矛盾；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的矛盾；讨论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

针对张维迎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争论，9月14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回应称：对于任何事物，社会上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非常正常，对产业政策当然也不会例外。他表示：世界各国确实都在运用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发挥作用；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我国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他也指出，“我们也在认真评估当前的产业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从目前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我们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的官方表态，并没有明确指出谁是谁非，一方面肯定了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其实，这已经不是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9次学术争论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过热却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很快中国经济就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于是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把国有企业作为进一步改革的中心环节。

1995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就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被经济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张维迎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匹配，因此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管理层应该获得国企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而林毅夫认为，国企的主要问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和政策负担，导致国企缺乏活力，因此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营造一个竞争性市场环境。在1995年那场争论之后的国企改革政策，实际上是先改善国企的经营环境，然后再“抓大放小”。

2004年，在北大CCER创办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林毅夫、张维迎二人再次同台并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当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没问题，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一定赶超美国。

张维迎则担心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将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大的挑战。张维迎认为，如果企业制度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非常令人担忧。

2014年，在复旦大学韦森教授主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张维迎与林毅夫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再次争论。张维迎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参与，市场或变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要转变为后发劣势了”。林毅夫坚称，“后发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扶持企业的比较优势，不然就是无效市场”。

对于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曾称，是两种主要经济理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在中国新经济、新路径背景下的交锋。张维迎推崇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场派人士，主张由市场发挥作用，出清库存，否则价格必遭扭曲，资源错误配置，病情越来越重，“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而林毅夫推崇凯恩斯，一如既往地主张政府的作用，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针对这次产业政策争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员冯兴元认为，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比较迷恋产业政策。张维迎非常反对产业政策，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

对于该如何处理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然而现实中，我国的宏观调控工具宽泛化。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在其《宏调的逻辑》一文中梳理了近10年宏调政策演变过程与具体内容，相关部门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可能不下30种，这是通常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难以观察到的特征。

他认为，宏观调控宽泛化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妨碍改革推进甚至客观促成旧体制某些因素复归的根源。国家发改委是最重要、*2特色的宏调部门。从10年宏观调控具体来看，国家发改委直接出台宏调的政策较多具有产业瞄准指向。国家发改委在收入分配、金融发展、促进新兴产业以及各类补贴政策设计方面有特殊影响力，其政策操作会给观察人士留下左右逢源与呼风唤雨的神秘感。

然而，这也使国家发改委曾经出现了“崩塌式腐败”，被称为“天下*9司”的价格司曾有5名官员涉嫌职务犯罪。*6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对此分析称：一是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

对于产业政策的利弊，企业家或许有更大的发言权。2014年7月14日，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在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曾直言，“我们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李克强总理称赞董明珠的建议“很有启发”。他随即建议现场相关部委负责人，这样的声音，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听一听”。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