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7%，央企实现利润总额12326.7亿元，同比增长0.5%。

如扣除当年电信资费下调、火电上网电价调整和天然气价格下调等政策性降价减利影响，中央企业效益比上年增长16.5%。

为何国企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2016年仍拿出一份让外界满意的“成绩单”？*9财经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专访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沈莹。

记者：过去一年，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生产经营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沈莹：在2016年，中央企业积极克服石油、钢铁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位波动、产能过剩行业增多等不利影响，加大改革创新、市场开拓、降本增效、结构调整和重组整合等工作力度，重点行业稳产稳销，主要经营指标企稳向好。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收入利润止降转增。经济效益恢复增长。2016年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4万亿元，同比增长2.6%,经济效益恢复增长。扭转了自2015年初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断崖式下跌以来持续下滑的局面。

二是盈利结构优化。中央石油石化企业效益降幅逐季收窄，中央钢铁、有色、煤炭等企业实现减亏增利。制造业、医药、现代服务业、建筑业的效益贡献持续提升。电子工程、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新的利润增长点正在形成。

三是运行质量明显改善、税收贡献稳步增长。当年，中央企业狠抓降本增效、优化资源配置、妥善应对风险挑战，成本费用总额增幅低于收入增幅0.5个百分点。中央企业在自身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上交税费2.1万亿元，同比增加597.6亿元,增长3%，增速比上年加快4.9个百分点。

记者：在您看来，国企能够取得效益提升背后，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做出了哪些努力？

沈莹：一年多来，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向供给侧改革聚力加力，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机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环节，狠抓工作落实。八方面重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大力开展降本增效。面对市场下行压力，国资委督促指导企业大力开展“成本管控、效益否决”专项行动，因企施策压降成本费用，2016年中央企业成本费用总额增幅低于收入增幅0.5个百分点，百元收入负担的成本费用同比下降0.5元，有效拓展了盈利空间。

二是着力推进“僵尸”特困企业处置治理。处置“僵尸企业”、开展特困企业治理是中央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2016年，完成398户“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处置治理任务，使企业卸下了包袱，增强了整体盈利能力。同时，国资委组织对10家重点困难中央企业集团，采取“外科手术”与“内科手术”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改革脱困，整体实现减亏50%，其中中铝公司等8家央企集团实现扭亏为盈。

三是积极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2016年中央钢铁、煤炭企业认真落实国务院部署，调整优化产能布局，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019万吨，化解煤炭过剩产能3497万吨，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发挥了带头示范作用。

四是强力压减户数层级。2016年中央企业累计减少法人2730户，93家企业法人总户数下降，“压减”经济成效明显，共减亏43.9亿元。

五是严格防控债务风险。国资委高度重视中央企业风险防范，持续加大债务风险监测、管控力度，对部分负债率较高企业实施负债率和负债规模双重管控；跟踪中央企业债券情况，对发行规模实行比例管理，指导中国铁物等企业完成债务重组，妥善化解债务风险，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在严控债务风险的同时，中央企业加大应收账款、存货“两金”管理力度，压控“两金”增幅，保持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健康稳定。

六是推进产业重组整合。2016年，国资委推动了宝钢与武钢等5对10家中央企业实施重组，推动专业化重组整合，成立中国航发集团；推动中航工业地产业务与保利集团整合；搭建煤炭资源重组平台，推动资源向具有专业优势的企业集中；设立航材共享平台，促进航空行业航材服务资源整合。

七是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10家中央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稳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确定首批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在10家中央企业子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加强规范董事会建设，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已全面铺开。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市场竞争的活力和动力。

八是提升创新发展能力。积极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指导中央企业牵头成立了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和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中央企业广泛开展“双创”、“互联网+”活动，搭建各类“双创”平台409个。航天航空、高速铁路、移动通信、飞机制造、核电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取得突破，为企业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2016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形成。您认为这些变化是哪些因素形成的，又反映了怎样的趋势？

沈莹：这一轮改革的重点是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经济下行的时期，传统重化工产业产能过剩，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迫切需要结构调整。

前些年，石油、煤炭等能源行业利润占比大、效益贡献多，与当时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相匹配。但随着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需求增加，这就需要调整结构和转型。

目前，石油、钢铁等传统重化工业的利润贡献在下降，先进制造业、电子工业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现代通信和物流等服务业的效益贡献在上升。这体现了结构转换过程中，新动能正在培育壮大，结构在优化，这也是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

记者：在国企效益转好的背后，是否也有改革作用的体现？在国企效益V形反转的过程中，改革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沈莹：应对这一轮经济下行压力，国有企业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改革。通过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弥补管理“短板”，这是企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保障。改革不仅是要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也包括布局结构的调整、弘扬企业家精神、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市场竞争的活力和动力。

改革是国企应对下行压力、遏制效益下滑、实现效益回升、实现稳中向好的重要保障。2017年国有企业还要加快各项改革措施落地，释放改革动能，为供给侧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改革目标破除障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记者：目前企业成本上涨的压力很大，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提升国企效益？

沈莹：目前价格回升对成本的压力是新的挑战，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制造业成本有很大影响，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应对。

一是国家宏观政策降成本，通过降税清费等举措给予企业政策支持。二是企业通过改革降成本。过去降成本更多地通过压减企业开支，目前更多地转向通过深化改革、调整布局结构、优化内部流程、转变商业模式等多种途径来降成本。

目前降成本的空间还很大，比如压缩管理层级，提高了效率，减少管理成本和各种资源的占用。再比如内部流程的优化、区域协同和产业链的合作、优化机制降低人工成本等都可以降成本。

降成本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减少开支缩减费用，更要继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商业模式的变革、内部流程的优化来降成本。今年如果这些工作都做细做实，对于降成本应该说是非常有效果的。

本文来源：*9财经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