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微博）。他曾任职于香港金管局与世界银行，并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他关注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发表过很多点评文章。他如何看待六月份发生的钱荒？他对破解地方财政危机有何建议？中国现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真的能够使房价下跌吗？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您怎么看发生在六月份“钱荒”的成因？

　　刘利刚：*9个，最近工行的董事长姜建清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好。钱荒其实不是钱荒，是心慌。为什么是心慌呢？就是在这一轮过程当中，可能是6月份以来资本流入大幅降低，你如果看4月份和5月份的外汇占款的数据。4月份大概是2490亿人民币，到了5月份就是690亿，一下降了非常的大，6月份甚至有了资本流出的可能性，外汇占款可能会减少。这样一来，一些银行，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在过程当中它们没有管好他的流动性，他也许有一种“违约”的状况。“违约”造成了银行间系统大家互不相信，互不信任。

　　如果说银行不愿意向其它银行借钱的话，那么就出现了银行间市场惜贷的状况。惜贷就造成所谓的“钱荒”，利率大幅的上升。随着央行的主动注资，我们发现银行间市场的利息在下降，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在当月这种银行间市场利率已经下降，但是跟历史同期相比还是比较高。等于说“钱荒”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下一步如果“钱荒”这种高的利息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话，对于现在已经比较疲弱的宏观经济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主持人：“钱荒”以来，央行方面的表态与操作，透露出怎样的政策意图？

　　刘利刚：从央行的角度，他认为是一些银行没有管好自己的“流动性”的问题，你自己应该负责。但是我觉得央行的领域一个责任，就是应该稳定中国的金融市场。如果说短期利息很快升这么高的话，对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影响将会是很大的。我们知道银行业是一个杠杆率很高的行业，你虽然要求银行有10%的资本充足率。但是这10%的资本充足率它有10倍的杠杆，如果说银行间突然这个“流动性”停滞了，那么一些影响可能会造成影响，在下一步可能会出现一种违约或者是他的行为会影响整个系统。如果说这样的情况持续很久的话，如果说老百姓不相信我们的银行系统安全的话，他们会造成这种挤兑的现象，挤兑确实会促成金融危机的状况。在这方面，我觉得央行应该也要考虑他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责任，同时他也有一些监管的责任。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其实先把这种很高的银行间利息稳定下来是*9要务。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去惩罚这些违约或者是没有管好自己流动性的银行，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法应该是更加得体一些。

　　我们很高兴的已经看到央行开始转向，开始对银行间市场进行注资，现在银行间市场的利息已经降下来，我们要看第二轮的反应，就是是不是它会传导到实体经济。我们要避免这种高利率的情况，影响中国实体经济。
 

　　主持人：你认为“钱荒”是商业银行自己的问题，还是它反映出经济结构的问题？

　　刘利刚：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吧。

　　*9个方面，现在的金融结构问题。你可以看到我们银行业占整个金融行业的比重过大，我们有一个数据，你如果看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它已经超过250%。在全银行业当中，中国的银行业可能是*5的。我们的股市和债市却很小，它们占GDP的比重平均不到50%。这样的一个金融结构就造成了银行业杠杆率过度的大，但是我们的其它金融市场却很不发达，等于说你的金融行业在结构上面是非常的不均衡（主要是以银行业为主）。这是一个我们金融行业结构的问题。另外一个，出现影子银行的一个重要问题。

　　刘利刚：你如果看影子银行的出现，总是在一种情况下，就是监管机构对银行业的监管过重，造成非银行金融行业得到很快速的发展。这是一个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到的一种状况，比如：当时就是澳洲的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过于严厉，造成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它们就是做这个所谓的“监管套利”，他们在做银行不能做或者不允许做的一些业务。第三个就是说，前一阶段说因为“货币政策”的原因，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非常高，在20%。在这样子银行业被很严厉监管的状况下，那么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同时在这些很高的监管状况下，我们还有利率的管制，特别是存款利息上限的管制。前一阶段我们储蓄的实际利息非常低，甚至是负利息。如果说银行不能给储户高的利息回报的话，很多我们储蓄的钱将会从银行系统流向到非银行金融机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银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做了一个金融创新，它要有一个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可以躲过或者是躲避存款上限的影响，它可以给储户更高的利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影子银行就变得非常的活跃。你从这些角度来看，就是说并不难想象，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影子银行。

　　另外一点，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在海内外经济状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做出及时的调整，特别是日本进入量化宽松的这种状况，那么等于说世界上的热钱更多，但是你看我们的人民币的政策，它还是一个保持稳健升值的状况。另外就是我们的利差跟海外相比非常大，超过3%的这种利差。同时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也表明，我们的资本账户在加速的开放，使这种海内外的套利变得更加容易。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很多热钱进入国内。

　　其实在上半年我们有这么多热钱进入的时候，货币政策应该有一个很快的调整。比如：我们的利差跟海外应该降低。同时，人民币不能保持一个逐渐升值的这种状况。因为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套利非常的容易。人民币应该允许它的双边的波动，特别是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的政策是参考“一揽子货币”。但在前一段，人民币的政策并不是参考“一揽子货币”，而只是参考美元，美元强，人民币更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流入过大，所以这样的一种货币政策也造成了很宽松的货币条件，也造成了影子银行发展更加活跃，所以说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应该考虑。
 

　　主持人：如果说钱荒发展下去，是否会引发地方债务危机？

　　刘利刚：我们要看另外一些数据，在今年以来虽然说经济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房地产的这种市场非常活跃，我们又看到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地价在往上升。地价上升等于说：地方政府财政的这一轮的过程当中，可能变得不错。这样一来呢，可能是即使有这种“钱荒”的状况，对地方政府、地方债可能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我觉得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应该看是不是我们能够允许地方政府在下一步能够自己直接发债。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新的政策的改革的端倪，就是财政部今年又允许更多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波及到所有中国地方省市的话，我觉得地方债的问题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现在特别是我们观看地方政府的负债，我们还没有看到地方政府的资产。其实地方政府的资产还是很多的，他有地方的国有企业、地方的银行，还有土地，还有公共设施。就是说他的资产方还是相当大，如果说他们能够自己自行到债务市场去融资的话，地方政府现在的风险要比我们远远所想的要低的多。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要有一些机制约束地方政府不要过度的发债。比如：看一些其它国家的经验，如果允许地方债务发债，必须要求地方政府有一个*6的债务法。

　　一个地方政府*6它的债务上限是多少？比如：40%地方的GDP。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有一个预算平衡法，这样一来它的赤字就不会一直的积累变成更大的债务。有这样的财政规则的约束，会抑制地方政府过度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引进市场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约束，那就是评级公司应该要仔细看一看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发这么多债。这样一来呢，我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必须向市场透明。财政一透明的话，我觉得它会引入地方人大对地方财政的监督，我们的纳税人也可以向地方政府监督，使他不至于过度的去发债，过度的去建一些没有效益的公共设施。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地方政府财政建设的话，我觉得我们能够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它的后果可能会造成很好的一种财政的状况，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财政会变得更加透明，同时市场也好，中央政府也好，纳税人也好，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有一个更有效的监督，这有利于中国下一步民主监督的进一步的建立。
 

　　主持人：刚才你说的地方财政透明这个问题，目前来说应该还无法做到。

　　刘利刚：我觉得我们其实用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允许他们发债，但是地方政府必须使他地方财政更加透明，他必须向评级机构和市场透露他的税收的状况，这样一来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的财政逐渐的透明化。
 

　　主持人：刚才您也谈到“房价”的问题。您怎么看未来房价的走势？

　　刘利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不能解决越来越高的土地成本的话，那么房地产的价格很难把它降下来。
 

　　主持人：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土地价格给压下去？

　　刘利刚：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房地产市场要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中国的所谓商品房市场；另一部分，是我们的公租房或者是经济适用房或者保障房。地方政府应该提供更多廉价的土地来建一些公租房或者是保障房，使低收入或刚进入市场的这些年轻人有房住。如果说我们能解决这部分人的房地产的住房需求的话，我觉得地方政府的工作已经做到家了。对那些高收入的人群，他如果愿意到房地产市场买房，甚至于他愿意买房投机的话，是他自己的风险。只要银行对商品房市场在按揭方面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条件，比如说：你要是买投资房的话，银行最多给你借50%的按揭。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愁房地产泡沫的问题。

　　另外一个，房地产调控的目的不是要使房地产的价格降下来，因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个方式。随着我们收入的增长、成本的上升、地价的上升、建筑材料价格的上升，房地产的价格应该逐渐往上走。但是政府的任务要使房地产市场不过于变成一个泡沫使大家一拥而上都买入房地产市场，这样的一个结果使银行的风险越来越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房地产政策的调整，我觉得我们一线、二线城市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为中低层收入的人来做的，就是说通过联组房、公适房、保障房的这种角度；另外一个，高收入的商品房的市场。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做好低收入人群的这种保障房和公租房的话，那么地方政府的责任就完成了。至于这些高收入的人群怎样在商品房市场去投资，是他们自己的风险，他们应该考虑，政府不应该替他们考虑这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