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要推进增值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财政部专家透露，营改增、消费税和资源税这三项改革有望先行，消费税将成地方主力税种。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提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到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消费税究竟怎么改革，受到舆论和专家们的普遍关注。
 

　　1、新京报：我国现行消费税是1994年税制改革中设立的一个税种，目的是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大部分消费税都在委托加工、生产及进口等三个环节，向经营者征税。有专家建议，把部分消费税从生产环节挪到零售环节，留给地方征收，这样可鼓励地方政府做好市场服务。国外大多实行的是“消费税”，国内和国外的一样吗？

　　朱为群：消费税不少国家都有，比如像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像增值税那样的一般消费税，但是它各个州是有销售税的，这个销售税就是消费税的一种类型。每个州各自立法，各有差异，这就是地方税了。跟美国不一样，加拿大联邦政府是有一般消费税的，叫GST，即货物与劳务税，实际上就是增值税，税率很低，只有5%；每个省又有PST，即省销售税。加拿大一直在推HST，即合并销售税，也就是要把联邦的GST和省的PST合并成一个税，合并以后，联邦的GST的税基就变成省销售税的税基，用不同的税率来分税，比如，联邦政府是5%的税率，哥伦比亚省可以征7%，两个一加就是12%，它这个是税率分享。这个方法是很好，可以不再人为地去搞一个地方税出来。

　　2、新京报：如果这样理解，国内和国外的“消费税”也不是一个概念了？

　　朱为群：刚才讲的美国、加拿大的消费税，是一般的消费税，而我们国家的消费税是特别消费税。消费税要改成地方税有个思路，就是改为零售税，也就是在零售环节征，因为如果只有产地征的话，有些地方就可能没有税征，而零售是每个地方都会有的。美国各个州就是零售税，如果从消费税转换到零售税，就会涉及销售地政府和生产地政府利益重新分配。在生产地纳税的情况下，按照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分配规则，地方政府虽然拿不到消费税，但可以获得增值税的25%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其他一些地方附加费，所以就会有招商引资的冲动。但消费税如果变成零售税的话，它就不再有这个积极性了，这可能是个问题，是不是会引起地方政府行为的改变，对经济是什么样的影响，还很难好好地评估。

　　李炜光：其实现在说的零售税跟之前的消费税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

　　龚成钰：如果真征“零售税”，整个税制体系都得变。

　　改“零售税”，事关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

　　3、新京报：等于说国外大多采取“零售税”，对国内来说这算是全新的税种了，需要照顾到的问题必然很多，具体如何操作？

　　李炜光：这就需要参考一下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做法了，西部地区交的税有一部分应该就留在那里了。

　　朱为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再回转到地方政府去。

　　龚成钰：说到转移支付，其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分税制到现在，地方转移支付的基数至今为止没有变。据了解，西部的基数非常低，转移支付不是根据人口，而是根据基数来的，这就是个问题。

　　4、新京报：目前我国的消费税征收中，中央和地方是什么关系？

　　李炜光：我国大型工商企业基本集中在东部，但它的商品不是只销售到东部，它要销往全国各地。可是我们的税制是流转税，流转税又实行共享税，中央拿大头，这样一来，西部是不受益的，它要花钱买东部的产品，受益的是东部，西部只是交钱。

　　朱为群：对，比如说一个西部人到上海来买东西，税是交到上海的，上海政府拿了很多钱，负担却是外地来承担的。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外地人不能享受上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5、新京报：就是说，这很容易导致纳税与公共服务不对等的问题？

　　李炜光：其实基本的公共服务应该是均等的，全国不分东部西部，城市乡村。初期标准可以比较低，但这个东西要建立起来，因为政府在做财政资源配置的时候，应该优先把这些事情做了。

　　说财政体制复杂，其实就是一个分钱的事，前提是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宪法和法律上明确下来。但现在的法律规定模模糊糊，宪法说的很抽象，其他法律也没有把各级政府必须要做什么写得具体明确，于是次要的问题经常就变成主要问题了。现在一讨论财政体制就是各自的利益，一些政策怎么制定怎么调整，其实并不明确，资源应该是围着它的公共责任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厘清逻辑关系非常重要。

　　增加或减少税种必须要有规则

　　6、新京报：公众关心的问题，可能更多是消费税的征收环节后移以后，税负会不会随之增加？

　　李炜光：必然的。有时宣传效应与其实际的减税效果不一定对应，在某些方面要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解释，让纳税人感受到税负确实轻了。一般都在呼吁减税，但一谈到减什么税、怎么减税，讨论就停止了。其实，减税要跟收入、消费合起来考虑。

　　朱为群：税制改革一定要保持总体税负平衡，*4还要略微下降，因为不下降推动起来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减了谁的税，谁从减税中受益，因为不同的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龚成钰：减税这个问题，按照18个税目来算，其实不高的，它们也就是20%左右是税。其实真正的是费，像土地增值、社保、公积金、罚没收入，这些收费是很多的。

　　7、新京报：目前似乎没有听到要在增加税种的同时减少什么税种？

　　朱为群：税的规则感还是比较清楚的，即使有很多问题，毕竟有很多的法律和条例，但是费的规范性很差，往往是地方政府发一个文件就开始收了，所以一直有人在呼吁制定“行政收费法”。

　　8、新京报：增加或减少税种是否需要一个标准？

　　李炜光：公开透明，维护公正是目标，但是很多该有规则的地方长期没有规则，有些规则是恶规则，被收费的人被排除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之外，即便做到公开透明了，没有这种参与机制进入制定规则的过程，还是不行。所以，该有规则的时候必须要有规则，需要公开透明，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法制，公共选择的机制要建立起来，社区怎么收费、谁受益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有权去质疑去参与。

　　9、新京报：结合消费税来看，如何看待此次的“财税配套改革”？

　　李炜光：可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会是财政体制的重构，这里绝不只是为地方财政寻找新的主体税种的问题，而是要通盘考虑的，是系统性的重构，不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工程师思维，要多为未来考虑。

　　10、新京报：财税改革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朱为群：税制改革要从顶层来考虑，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税制改革不能只谈目标，必须要有路径、策略、路线图和时间表，通过不断的改革推动和实现它。

　　龚成钰：其实有财才有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首先政府要真高顿证“小政府、大社会”，以前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到现在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地方上要把全口径收入管好、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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