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华尔街的公司和初级员工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年轻的分析师同意每天工作15小时，放弃一切正常的生活，以换取高薪工作和不菲的收入。

　　但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去年十月，高盛告诉投行部门的初级分析师，周六不要加班，并要求所有的分析师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70至75小时。几周前，美银美林建议员工每月至少周末休息四天。两周前，瑞信也告诉分析师，周六不要在办公室加班。

　　这些变化看上去很小，但在华尔街，这些消息有着巨大的冲击力。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曾在高盛担任associate的Alexandra Michel发表了一份对两大投行历时九年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投行的员工每周最多工作120小时。在没有手机和电邮的日子里，人们在离开办公室之后还能休息片刻。但高盛全球联席主管David Solomon表示：“如今，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我们必须24*7随时待命。而且，因为每个人都被要求随时保持畅通并即时回复消息，工作和生活几乎没有界限，也没有休息。”

　　在华尔街发生的加班故事只是现代社会中所谓知识型员工生存现状的极端版本。30年前，美国收入*6的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不比收入最低的员工长。但到了2006年，收入*6的员工的工作时间是收入最低工人的两倍，而且该差距还在加大。哈佛商业评论2008年对1000名教授的调查发现，94%的教授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几乎有一半人每周工作超过65小时。“过劳”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众所周知，过度劳累容易导致工作效率和质量的下降。对产业工人而言，过度加班会引发错误和安全事故发生率；对于知识型员工，疲劳工作和缺乏睡眠让其无法在高认知情况下工作。正如Solomon所说，在过劳工作经过某个临界点后，人们会变得“低效且有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会不断堆积并爆发。在Michel研究中，银行员工通常在工作的第四年出现问题，他们会变得抑郁、焦虑、免疫力下降，他们的工作评价表明，这些员工的创造力和判断力也不如以往。

　　既然缩短工作的好处这么明显，为什么各个公司都不照做呢？简单的经济计算就可以解释：在一些案例中，法律公司的收入是按小时计费，整个制度奖励的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人，而不是最聪明的人。即便一个人通宵达旦加班时的效率及不上正常工作时间，雇佣一个人工作100小时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雇佣两个人工作50个小时。而且，不同于装配线工人，大多数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很难量化。所以，正如富达管理前总裁Bob Pozen所说：“虽然和真正的表现并没有必然联系，时间是衡量人们生产力的最简单方法。”

　　（原文载于纽约客，作者James Surowiec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