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向来都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粮袋子”，这就意味着中国粮食安全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粮食自给”。

　　一直以来，国家不断重申要保持粮食自给率在95%以上；但是面对不断增加的粮食进口量，中国政府最近改变了论述，提出要保持“口粮安全”。

　　经过粮食生产的十一连增，2014年中国粮食的总产量已经达到了6.07亿吨。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进口量也逐年累增。如表1所示，2014年中国三大主粮进口了大约900万吨，净进口量为840万吨，自给率为98.4%。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口粮自给”是安全的。

　　但是，2014年中国进口了7500万吨大豆，大豆的自给率只有15.6%。中国进口了超过世界上大豆总出口的60%。如果将大豆计算在内，中国的主要粮食（三大主粮+大豆）自给率已经降到了只有86.3%。总体粮食自给率已经降到了87.9%。看上去还不算太悲观。

　　可是，现实中大豆单位面积产量只有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的1/3。如果考虑这个因素，中国进口粮食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中国耕地面积38.4%产量的粮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粮食的耕地自给率只有72%左右。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表1：2014年中国主要粮食的生产和贸易量（单位：千吨）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其饮食习惯在迅速改变：从传统的纤维为主的饮食结构向以肉为主的西方饮食结构转变。尽管中国肉类统计数据存在许多争议，但是肉类消费的长期增长趋势是毫无疑义的。国家统计局的生产数据显示年人均拥有的猪肉消费量约为38公斤，而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统计显示，人均消费不足20公斤；大概一半的猪肉统计不见了。生产的虚报应该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食物平衡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肉类拥有量已经从1978年的10.3公斤增长到了2011年的55.6公斤。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水平仍然较低。例如，德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为87.9公斤，美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为117.6公斤。肉类消费的增长就需要更多的饲料粮食。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表现为“饲料安全”。

　　我们最近的研究认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趋势会延续到2030年，然后稳定下来。将来中国粮食的耕地自给率预计会降到50%以下。

　　如何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只有两条路：增加产量和扩大进口。粮食“十一年连增”就是国内产量不断增加的体现。但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国内粮食增产的潜力已经非常有限。

　　*9，中国已经没有剩余的土地供开发。同时，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交通网络的建立，需要更多的优良耕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这会进一步减少耕地数量。

　　第二，中国粮食增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靠大量施用化肥。氮肥（氮含量）的使用量从2002年的2893万吨，增加到了2012年4498万吨。十年增加50%。现在每公顷化肥使用量接近500公斤，为世界平均水准的5倍左右。如此大规模施用化肥造成严重的空气和水污染，以及土地肥力下降等环境问题。*7研究表明，中国雾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氨污染。

　　第三，中国粮食十一年连增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的补贴和保护政策。这使得中国的粮食价格全面高于世界价格，这种局面很难持续。

　　第四，生产结构的调整。中国放弃产量较低的大豆生产，换种产量较高的主粮作物，转而进口大豆。但是大豆的自给率已经降到15%。这方面的潜能也非常有限。

　　如果维持国内高自给率，成本太高（包括经济和环境成本），或者国内资源无法支撑自给，其余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进口。这也正是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中国已经进口了相当于耕地面积40%的粮食。这个比例未来会进一步增加。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自1860年代设立海关以来，绝大部分年份都是粮食的净进口国。东亚的发达经济体，粮食自给率都非常低。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不足40%，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自给率甚至不到30%。通过贸易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耕地资源紧缺的中国及东亚诸经济体的实际经济政策。

　　从广义的角度看，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收入问题。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收入很高，自然可以从市场上获得粮食，即使价格很高！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饥荒，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困问题。这也是现在非洲等国饥饿问题的根源。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牵涉到国民感情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通常比较复杂，有时很难用货币衡量。

　　历史上不断重演的饥荒，王朝或者政权因此而颠覆，执政者和国民对此都非常敏感。俗语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了社会和政权的稳定，执政者在任何时代对粮食安全问题均高度重视。中国政府为了粮食安全，甚至设立了维持“18亿亩的耕地”红线的政策，强力保护耕地。

　　一些人担心：如果大量进口粮食，一旦发生国际粮食禁运，人民发生饥荒，社会就会发生动乱。这些人强力反对粮食进口，坚决主张中国实现粮食全面自给，这是一个“完美的政治期望”。中国的有关粮食安全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完美的政治期望”和“短缺的经济现实”的冲突。解决中国粮食短缺问题还是要回归现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提亚·森的研究表明：饥荒从来不是粮食供给总量发生了问题，而是分配发生问题。世界上粮食的总量供给从来没有短缺过；2008-2009年世界粮价高涨，美国仍有大量的粮食被用来当作生物能源。

　　世界上虽然发生过粮食禁运事件，比如美国在1980年代对前苏联粮食禁运，苏联被迫向南美等国寻找卖家，直接导致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粮食出口份额增加，美国在世界粮食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2010年，世界粮食价格高涨，俄罗斯也采取出口禁令，防止国内粮价高涨，但是其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维持粮食自给，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资源根本无法维持粮食的完全自给。要求中国维持100%的粮食自给率不现实，也不可能。尽管政府通过采取“改变定义”等方式试图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比如，中国提出把产量更高的土豆提升为第四大主粮，与水稻，玉米和小麦并列。

　　但是，这些政策改变不了中国的资源限制，也解决不了现实的供给短缺问题。中国的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总量是一定的。尽管感情上很难接受，今后粮食进口继续增加不可避免。进口是解决中国粮食短缺的必然手段。

　　“为所有国民在任何时候从物理上、社会上以及经济上获得足量、安全以及营养的食物，以满足他们的饮食需要来保证积极和健康的生活”，还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正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

　　为了减少政治风险，中国政府在进口粮食时还是要注意：
　　（1）尽量分散进口国家；
　　（2）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居民到南美、非洲以及中亚等耕地富裕国家投资农业；
　　（3）规制世界主要的粮食贸易商，防止他们操纵市场。

　　同时，由于肉食的大量消费，在造成粮食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健康问题（比如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疾病）以及动物福祉等伦理问题。欧洲已经兴起“素食主义”运动，德国人均肉食消费量从1980年代开始逐步下降，至今已经下降10%左右。政府应该加力推广健康的饮食方式，促进素食，减少肉食的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

　　归根到底，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扩大国际影响力，这样中国才可以从全球角度去解决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

　　【作者为德国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系和库郎贫困、平等与增长研究中心，发展和新兴国家农业经济学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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