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薪资”被限理解为造成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离职的主要原因，也不符合事实。

　　上期时代周报记者项南的文章《央企“限薪令”多米诺：国有银行现高管离职潮》引发了多方的热烈讨论。该文章叙述了近期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得出结论：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现离职潮、前往股份制银行或者民营银行担任重要职位，是央企“限薪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

　　笔者认为项南的文章有很多盲点误区，尤其是将“薪资”被限理解为造成国有银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离职的主要原因，也不符合事实。

　　首先，所谓“限薪令”，是指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限薪对象为央企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主要包括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等。国有银行中层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的薪酬，并未被列入此次“限薪令”中。

　　至于中国银行苏州分行、昆山分行行长的离职，显然不能作为“国有银行高管离职潮”的有效案例。也许我们在地方工作的朋友以为这些职务是多么“高端”的职务。可是，对中国银行这样的大行来说，相关职位已经很基层。分行行长及更低级别管理人员的“人心惶惶”，更是个假象。在金融改革大背景下，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新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的迅速崛起，更高的薪资及其相关待遇，才是国有银行管理人员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五大银行8名高管离职，大多数是因年龄原因和工作调动而产生，与薪资受限不存在必然联系。以中国银行来说，3月6日，原中行副行长岳毅离职，现任中银香港总裁；原中银香港总裁和广北因年龄原因退休离职。3月26日，原中行信贷风陪总监詹伟坚离职，离职原因为工作届满。4月2日，原中行副行长祝树民离职原因也是工作调动。再以建设银行来说，1月5日，建行原副行长胡哲一因年龄原因退休；3月10日，原建行副行长朱洪波离职，离职也非“限薪令”所致，而是其被调任光大集团党委副书记。

　　再次，即便没有“限薪令”的出台和实施，国有银行员工的离职，作为银行业之间人才竞争的必然结果，也是屡见不鲜的。

　　最后，对央企的“限薪令”，并非仅仅针对国有银行，也包括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目前，除金融行业之外的国企高管，并未出现离职潮。

　　过去国有银行员工离职者较为少见。而在今日，金融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大趋势下，各类机构想在竞争中占据更多有利的地位，需要通过从国有银行挖角更多业内人才来实现。对金融业的人才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