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持续下降，至今情况仍未好转。目前，经济下行带来的*5问题就是税源减少，财政收入减少。由于经济下行，导致部分企业减产，税收减少。没有税收，政府如何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地方政府如何运行？可见，这股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非同一般，不可低估。

　　经济下行压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过去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其中最明显的是产能过剩，现在面临去产能压力；其次，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结构调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第三，国际经济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例如，欧洲正在面临难民与就业问题。

　　从经济下行的原因分析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过去，我们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经济结构，在成就“非常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病，例如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如今，中国处于“新常态”，要适应中高速增长，就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调整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不调整，提质增效就无从谈起，更会成为未来发展的“大包袱”。

　　调整经济结构，一方面要振兴制造业，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要提高服务业的质量。目前，中国现代服务业刚刚发展起来，传统服务业比重依然很大。这就需要我们既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又要兼顾传统服务业。其实，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要让产品更加个性化，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把品牌打到国外，把消费留在国内。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于企业而言，就要自己找市场、推新品，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对于政府而言，就要简政放权，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中国也正在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那么，应该采取何种途径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上的经验。

　　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际，失业问题空前严重。面临如此困境，瑞典学派主张通过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和便宜的房租来缓解就业压力；新古典学派则主张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即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对于新古典学派的这种主张，更形象一点表达，就是一方挖马路，一方填马路，解决两方就业。经过讨论，瑞典学派的主张得到普遍认可。新古典学派败在其认为增加就业必须靠社会总需求扩大。

　　然而，瑞典学派的主张也并非完美。一些国家采纳瑞典学派的福利主张主要是保持社会安定，但这一主张也会带来一些后遗症。福利一旦给了，就不能取消，这是福利刚性。希腊近期的困境，就是这个问题。可见，缓解就业压力，福利要量力而行。

　　结合中国目前的情况，上述两种途径恐怕都不适合，要另谋他路。那么，今日中国究竟该如何解决就业这一难题呢？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就业必须高投资，但是现在并非如此。有些企业投资近百亿实现自动化生产，原有工人不得不下岗或者进行再就业。这样一来，不仅没有缓解就业压力，反而使其更加严重了。可见，实现高就业，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投资。

　　因此，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主要靠创业，靠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但是，大学生创业能不能吸引人，这还是一个问题。今后的就业情况或许将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由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将走向小型化，就业方式也将越来越灵活。就业方式在变化，这就需要我们要不断更新观念以适应这一趋势，例如未来是否还需要这么多写字楼。

　　扩大消费需求成为“老大难”，症结有三方面。首要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不完善，老百姓(50.45,0.00,0.00%)有后顾之忧。房价、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各种刚性支出占比过大，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兜底，自然没有“任性”消费的底气。其次，老百姓收入低，缺乏消费实力。最后，缺乏有吸引力的产品。

　　据资料显示，2014年中国境外旅游的消费突破2万亿人民币。除去1万亿的酒店、机票，购物消费达1万亿。为何国内消费拉不动，而境外消费如此火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产品原因。

　　因此，让流失在国外的国人购买力回归国内，关键在于产品创新。为产品延伸出新功能，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解决供给问题，从而扩大民间消费。

　　凯恩斯有个重要观点，即如果经济中已实现了充分就业，而社会总需求仍过度增长，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调节总需求。然而，当美国70年代出现“滞涨”现象时，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凯恩斯的观点显然有点“力不从心”。

　　当时经济中出现了工会和跨国公司这两种垄断力量，工资和价格都只能升不能降。可是，尼克松政府却采取了“工资冻结、物价管制”的新经济政策，导致市场一度混乱，政策也随之破产。其实，“滞涨”之所以盛行，在于缺乏新产品，没有创新。里根上台后，美国加大技术创新，通过减税等扶持新兴产业，逐步在80年代后期解决“滞涨”现象。

　　通货膨胀未必由总需求造成，高利率也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我国的工资成本在上升，若要降低成本，就需要在技术、管理以及营销等全方面创新，适用新经济增长。

　　在经济活动中，有两种常见的调节手段，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调节。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当时原始部落瓦解，部落间开始交换，便产生了最初的市场；政府则出现的较晚一些。在漫长的经济历史中，除了上述两种调节，是否还存在第三种调节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第三种调节便是道德调节。从时间上看，道德调节的出现还要早于市场调节。

　　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切不可忽略道德调节。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基础，另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物质效率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益，而道德效率基础则可以产生超常规效益。像深圳这样的移民社会效率之所以高，在一定程度上，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

　　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调节调节介于二者之间的。我们要建立真正富强的国家，三者缺一不可。
        本文来源：中国城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