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问题，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认为，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农民为国家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交了多年农业税，社会保障政策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政府补助是养老保险基金法定筹资来源
针对当前社会和学界关心的养老保险缺口问题，金维刚说，政府的补助是法定的基金筹资来源，财政可以通过每年在做预算的时候，根据基金当期的征缴情况和基金的支付情况，来安排预算资金确保养老金的发放。
“从这个意义上说，养老保险不存在缺口的问题。”金维刚说，虽然有个别地方存在当期征缴和当期支出的收支差，但支付的缺口并不存在，养老保险是以政府信誉担保的。
同时，金维刚还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总体上抚养比不断上升，现在是2.9个在职供养1个退休人员，到人口高峰时，不到1.5供养一个。这时，缴费的少，领取待遇的人很多。
“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统筹解决。而不是进一步增加单位负担。”金维刚说，社会保险法明确了政府在养老保险基金中所承担的责任，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文件中也都是明确的。
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谈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长期以来维持在每月55元水平，去年上调后仅提高至70元”一事，人社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刘从龙表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处于一个打基础的阶段，财政投入非常必要。“覆盖1.5亿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财政的投入还不到1000亿元。”他表示，目前人社部正与财政部积极协商，未来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谈到待遇水平的问题，刘从龙坦言，在制度建立初期，个人账户的积累很少。不过，他表示，老百姓对提高待遇是有期待的。“城乡居民保险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收了多少钱，就要发多少钱来看。”刘从龙说，“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农民为国家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交了多年农业税，社会保障政策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不要总批评我们待遇太低，也要看到进步。”刘从龙介绍，印度的甘地国家养老金从60年代开始建立，到现在只覆盖了1000多万人，且支付在500个印度卢比，也就是50块钱左右。
居民养老保险到底是一项社会福利制度还是社会保险制度?对此，刘从龙阐述了人社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表示，这个制度是面向低收入的城乡居民的、具有托底作用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不是一项福利制度。
对于这项制度的待遇标准，未来到底应该怎么调整?据悉，目前成都市已经建立了居民养老金的正常调整机制，充分考虑在职人员工资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有物价因素，每两年调整一次。
对此，金维刚认为，这个做法是可取的，将来应该逐步推广这种做法，建立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必须明确财政，或者说政府在居民养老保险中的定位和责任。否则，现在毕竟居民缴费很少，财政不能形成稳定投入机制的话，养老金很难达到城乡老年人生活保障的作用。”金维刚表示，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金，政府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
化解老龄化压力可探索建立新的统筹基金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未来长寿的老年人需要长期领取居民养老保险。而如果居民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钱领完了，怎么办呢?金维刚指出，居民养老保险作为政府主办、政府承担的一项制度，其“长寿风险”也应由政府承担。
“我们在职工养老保险里是通过统筹基金来承担长寿风险，但对于居民养老保险，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制度安排。”他也提到，可以借鉴职工保险的制度安排，由统筹基金来支付。
他同时提出通过政策引导刺激个人多缴费。“像新加坡，人家之所以愿意多缴，就是因为保值增值这一块做得相当好。政府通过发行特种国债，给予中央公积金比较高的利息。特别是养老账户的利息相当银行一年期存款利息的5倍以上，所以大家都很踊跃往里面存钱，政府为此还限制你不能多存。”
金维刚认为去年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投资办法要尽快实施，通过提高基金的管理层次，逐步把基金归集到省一级，减少投资管理的难度。
出台统一政策发展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
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的介绍，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2005年开始到2015年，已经连续上调11年。2005年调整前，月人均养老金700元，2010年达到1362元，2014年已经超过了2000元。“连续较大幅度调整基本养老金，对改善企业退休人员生活、促进社会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尹蔚民表示。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职工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偏低的问题。养老金的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
金维刚认为，计算替代率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基数，“以缴费工资作为基数的话，现在的替代率并不低，已经达到了67%。”同时，他也指出，作为一个保基本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也不宜过高，今后的方向是补齐企业年金这一短板。
据他介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会倒逼企业年金的发展。现在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挤压了企业年金建立的空间。一方面是要提高全国统筹层次，再一个将来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养老保险基金，解决过去的转轨成本问题。
“转轨成本降下来就可以降低费率，为企业年金带来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金维刚说。
同时，他也提出，将来在年金发展方面，政府一定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来促进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的发展，不能在这个领域实行不同的政策安排，导致在补充养老领域形成新的待遇差。
本文来源：新京报即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