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首次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时隔4年半，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再次明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方向，并提出了6个“必须”。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该怎么走，户籍门槛、高房价等是否会将部分中等收入者赶回低收入群体？
 

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王小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让大量低收入者转变为中等收入者，而不是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水平。此外也要有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要做到这些，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二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此外还要有一个廉洁、透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一个公平竞争、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特别重要。但是，单纯靠市场竞争没办法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需要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体系来解决这些。发达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成功经验。二战以后，发达国家都普遍建立起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防止一些人长期陷入贫困，帮助他们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

很多发达国家二战前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但随着这些制度的建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很大。因此，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主要靠政策、制度方面的转型。

中等收入群体该怎么科学划分？当前实际情况与您提到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不是还有差距？

王小鲁：我们国家还在发展过程中，划定中等收入群体不宜采用绝对标准。可以以社会的中位线收入水平为参照，划一个适当的区域范围，作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不是按人口比例，而是按收入比例。

过去较长时期，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受到了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市场环境的改善不顺利，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其他市场活动的干预比较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靠政府“给钱”，而是靠市场发展。二是城镇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口，难以享受城市的医疗、子女教育、社保、保障住房等。如果能让这部分人变成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很多人就可以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扩展步伐减慢有哪些原因？

王小鲁：改革开放以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较快。但在过去十几年，中等收入群体扩展速度明显放慢。究其原因，主要是行业垄断、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一部分官员腐败等因素，影响了市场环境，妨碍了公平竞争。此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让部分中等收入群体重新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起到了逆向再分配的作用。

应该如何理解高房价等因素让部分中等收入群体重回到低收入队伍？

王小鲁：一些小企业，因为政府干预，其中又存在大量寻租行为，使其生存变得很艰难。同时，一个市场上垄断力量过强，会对竞争性的行业造成不公平的分配。如果国民总收入和社会财富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到少数行业和企业，将明显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存在和发展。

这些年来还有一个现象，股市的大涨大跌和房价、地价过高，实际上对部分中等收入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如果没有严格监管，不是一个透明度高、管理规范的市场，就容易损害小股民的利益。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也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生长起了坏作用，一些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远远快于收入增长速度，这就可能让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一部分人又回到低收入生活水平。

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大城市的房价、地价上涨有必然性，但上涨得如此之快，有很多非正常的因素。在现行制度下，通常是地方政府统一征地、[*{7}*]卖地，垄断了土地市场，也大大推高了房价。普通工薪阶层很难靠自己的收入在城市买房，怎么变成中等收入者呢？

中央此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调了6个“必须”，其中包括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谈论了很多年，它推进的难点在哪？

王小鲁：过去几年，我们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重点并不完全清楚。有些部门认为由政府来调一下工资，或者限制高收入就是收入分配改革了，这种看法有很大的片面性。

现在收入分配改革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只就收入分配谈收入分配，难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值得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改革方向，即便有些还不太具体，但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落实。当前的困难就是落实改革目标的进展太慢，有些方面甚至没有什么进展。

涉及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解决各个领域的体制问题，但目前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推进非常慢。财税体制的改革做了一些，但有些重要的方面动作不大。推进这些改革，只靠少数职能部门不行，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您对“十三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王小鲁：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一定只是加大投资，扩大社会保障也是重要方面，有了全面覆盖的基本社会保障，才能拉动社会消费。

希望“十三五”时期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既拉动经济增长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虽然现在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所松动，但是这些地方就业机会比较少，实际效果有限，多数大城市的户籍限制并没有多大改变。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要搞营改增和调整中央地方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透明化，解决社会监督问题，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少搞过度投资，减少政府自身的过量行政支出，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并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此外，就是政府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过度干预的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政府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的比重非常高，这个领域政府参与过多，也造成了部分不良债务。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尽量把配置资源的功能还给市场，减少政府干预。土地制度的改革也需要推进。总结试点经验，扩大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作用。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