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积累、劳动积累与技术进步

　　劳动、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据此，经济增长可以划分劳动积累型、资本积累型、技术进步型三种形式。不仅是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增长能够带来外延扩大再生产过程，而且，劳动生产率或资本产出率提高还能够产生内含扩大再生产过程。但是，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在时间上具有同质性，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资本设备生产能力的提高不再体现在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之中，而是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计算在技术进步之中，因而扩大了技术进步概念的外延。它采取了剩余方法计算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除了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包括土地）数量的增长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之于技术进步。

 

　　但是，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因素，它仍然是由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的。这种“三分法”中用“剩余方法”解构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它没有解释生产要素除了数量积累之外的其它积累方式，即劳动或资本时间上的非同质性（质变）带来经济增长。除此而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长效应（即所谓残差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归结为技术进步，也是不甚合理的。

 

　　*9，“技术进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内容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就很难说得清楚。技术进步只有通过资本和劳动来实现，它必须体现在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这种技术进步应该归于谁呢？是归于资本还是劳动，即使是二者分享，其比例如何？或者干脆由政府来征税，而它的依据又是什么？

 

　　第二，新古典主义的“三分法”假设了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新部件或增添设备，都不止是对原来生产能力的复制或单倍扩大，而是具有了更大的生产力。同样，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也在变化，特别是在就业和竞争的压力下，劳动者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如果资本与劳动在时间上不具有同质性、是变化发展的，那么，上述这种处理办法显然是低估了资本、劳动的贡献率，相应地放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第三，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不能透析出技术进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能展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

 

　　新古典主义试图利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在时间上的）非同质性现象，以证明“三分法”仍然是可行的。但是，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物质生产资料来讲，由于科技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更新速度与日俱增，加速了机器设备折旧率，其精神损耗（时间损耗）比物质损耗（有形损耗）远远大得多，一台机器不是磨损到不能再用才报废，即使它保存在仓库里完好无损，经过一年两年也可能意味着报废。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过去年代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宽带网），也被更多、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教育普及的程度更高了。并且，知识作用是相互的、呈指数方式增长，因而产生了放大作用。同样一个劳动者，今天相比于昨天，可以知道更多、更好的知识，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使得同样的劳动者，今天的素质也与昨天相区别。

 

　　在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三种类型中，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它从属于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

 

　　虽然说，技术进步是先期投入资源（包括劳动和资本）形成的结果，但是，在完全竞争的压力下，成熟技术不可能被长期垄断，它成为已知的、公开的技术，处于这种成熟技术的市场上产生了“技术外溢”效果，应用这些技术知识能够产生加速增长的效果，使得经济增长有着趋同化倾向，后发优势因而具有赶超能力。①因此，技术进步是外在的，这种技术进步是伴随着资本积累而实现的。经济增长越快，对资本的需求越大。

 

　　整个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资本积累。这并不是说劳动积累不重要，它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例如，以劳动积累为主体的居民储蓄是间接投资（银行信贷）的重要来源，银行信贷对于资本的初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储蓄转化为投资，不仅是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社会再生产实现的重要条件。但是，此时，资本积累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而劳动积累成为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影子。例如，农村工业化和劳动积累，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办乡镇企业、小煤窑、个人开采小土矿，主要体现为劳动积累形式，但是，它们是处于从属的、附属的地位，成为资本积累的补充，间接地也在为资本积累服务，而与资本积累相比，劳动积累的效率更低、污染更严重。同时，劳动积累的代价是巨大的，它所牺牲的不仅是生态的利益，同时意味着体力劳动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呼吸污染的空气、饮用污染的水质。对于劳动积累而言，这似乎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初级阶段：由于缺少资本积累，因而需要劳动积累。这种现象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随处可见。

 

　　二  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的分离

　　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是劳动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是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积累。从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再生产过程的本质来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但是，为什么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技术进步只能表现为资本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劳动积累的结果？由于工业化对应着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它意味着具有同质性的劳动力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其价格长期保持稳定。如果劳动分工的结果能够使得复杂劳动简单化，甚至于完全自动化，那么，再生产过程就会主要地表现为资本积累的过程，而劳动积累只能是从属的、次要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前提和市场条件，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对立、分离、分化，使得资本积累取代劳动积累、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了惟一形式，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同时，与资本积累相伴生的，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甚至出现绝对贫困化现象。相对贫困化是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相对于富裕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趋于下降，二者的收入差距扩大，虽然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社会财富还是向着极少部分人集中。①绝对贫困化则是指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绝对水平都有所下降，生活条件趋于恶化。人口再生产和产业后备军（失业）扩充，是实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的条件，因而劳动积累成为资本积累的附庸。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消费不足、市场需求不足。资本积累脱离了劳动积累之后的自我增长过程，最终将产生经济危机。[3]

 

　　为什么劳动积累会退而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附庸、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这是由特殊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决定的，在工业化过程中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即由“劳动创造价值”转化为“资本创造价值”。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由于机器代替了体力，不仅节约了劳力，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但创造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经济。因而，使得大量农村人口从传统产业、特别是农业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这是否满足新兴的工业生产部门对劳动的需求呢？事实上，大工业化的劳动分工借助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用来补充机械动力的不足，而对劳动力质量没有任何更高的、特殊的要求，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实现。在这里，劳动具有普遍的同质性，即马克思所讲的“简单劳动”，甚至可以直接看作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劳动具有无差异性，不需要特殊的劳动者。即使需要特殊劳动，也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岗位，可以通过岗位培训、短期轮训加以解决，并不需要事先存在特殊的劳动者。

 

　　正因为是对同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消耗）的需求，因而劳动力普遍地出现过剩现象，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长期维持稳定不变的水平。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将产生持续高增长现象，这种过程将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不但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劳动供给与市场消费，与之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城市化的良好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过程：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城市人口增长→工资水平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其它后向产业关联→消费品生产→收入水平提高……

 

　　随之迂回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而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循环扩大。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经济效果。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依靠不断地技术复制就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现象。②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最初的状态，却非轻而易举，在它的初始阶段，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却是不存在的，因而，构成了发展的困境：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恶性循环状态”：

 

　　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使之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为此，提出了许多发展思路，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创造局部性的市场需求而展开。“大推进”理论认为，应当优先发展那些需求弹性大的部门、产业关联程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能够产生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与高起点的规模效益。例如，西南地区兴建大型水电站，通过前向或后向关联产业突破市场需求的瓶颈。①这是一种以资本积累为主体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投资能够不断地创造自身的需求和市场，使得迂回生产链条不断延伸。但是，它不得不面临着资源价格扭曲的市场格局，相互关联的市场因而需要政府投资。

 

　　还有一种能够形成局部性的市场需求的格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如1986年以后我国确立的沿海开放政策，就是要创造国外需求（出口需求），形成两种资源互换、两个市场互补的格局。②由于其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相比于前一种发展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价格扭曲。外向型经济首先发展与出口相关的产业，然后带动相关的上游产业，最终传递到全社会的各部门。这是一种以劳动积累为主的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但是，它的前提条件是贸易条件（TOT）不变，如果国际市场上低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恶性竞争，从而使得贸易条件趋于恶化，那么，产出增长和贸易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增加和效益的提高。

 

　　开放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外流。由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产出率低，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产出率高，因此，开放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落后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流向发达国家（或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更加充裕，而落后国家（或地区）的过度失血。国内的情形也是如此，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大量地流向城市，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传统产业部门的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股票市场。

 

　　三  劳动积累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

　　劳动积累有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劳动积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传统形式上体力劳动这种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知识生产过程。

 

　　人类劳动，除了体力支出外，还有脑力支出；除了体力活动外，还有智力活动。但是，后者的主动性只有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机器充分地取代了人的体力之后才会表现出来。这时，自动化取代机械化的市场需求才会显现。而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乃至中期阶段，劳动都是资本的附庸，或是“资本的奴婢”。究其原因，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劳动仅仅是用作补充机器动力的不足，即停留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简单形式上。即便是复杂劳动，也还是能够用倍加的简单劳动进行量化计算，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支出。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得人的体力得到了延伸从而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话，那么，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则无限延伸了人的脑力活动。毕竟，电子能量只局限在电子层范围，与机械动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用于信息传递时才有效率。因此，信息革命必须要以工业革命为基础。只有当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以后，信息革命才显示自身应有的价值。也只有这个时候，多层次的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劳动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力劳动和智力活动的分离。虽然体力劳动仍然需要智力活动配合，而且，企业经营活动只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但是，社会基本上划分出了蓝领和白领阶层，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跃迁，蓝领阶层的数量和比重趋于下降，白领阶层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智力活动首先表现为产业内的分工，例如，大企业设立以生产为中心的会计、设计、营销等职能部门，然后发展到产业外的分工，出现新兴产业部门，如研究与开发，大企业纷纷将产品开发设计作为外包工程对外招标，智力活动的分化独立过程，由产业内扩大到产业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体现，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断地扩大到全社会。熊彼特认为，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创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劳动的实质，从而也提高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对于劳动者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必须要作七项扣除，除了补偿体力耗费、劳动保障和家庭抚养这些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价值以外，还需要扣除精神耗费、人的发展的需要。

 

　　其次，知识产品的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同时它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一开始是产业内投资研究与开发，大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和科研人员，这些大企业因而拥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但是，有些创造发明与企业的经营方向不适合，难于推广应用，因此，被锁在保险柜里，这种情形在IBM、施乐公司中屡次发生，浪费了企业资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识的推广、应用是许多垄断企业所无法控制的。①外购知识产品成为大公司的经营策略，思科公司（Cisco）就是通过外购新技术、兼并企业方式实现超高速发展的。在信息经济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为知识产品的独立化创造了条件，知识生产往往是风险投资。

 

　　再者，“干股”的出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体现了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产生二者的“分润”现象。②由于知识生产过程并不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监督，投资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监督产品开发设计人员脑袋里的思想活动，投资多少资本也不能预期会带来多少产出回报，因此，资本家获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励员工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地，只会鼓励员工偷工减料、滥竽充数，于是，相应地提出对产权的激励要求，这种机制赋予了员工期权、“干股”。在不完全竞争的风险市场上，体现知识价值的劳动积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优势。劳动不再是无差别劳动力市场上的简单劳动，或是复杂劳动的倍加，而是体现为新的生产方式，即更高层次上、不完全受资本积累约束的劳动积累方式。

 

　　第四，教育成为赢利空间大、赢利能力强的盈利性产业。人力资源的消费过程，也就是生产过程，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同样，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消费。在劳动积累问题上，消费与生产是一致的。但是，体力消耗是不可储蓄的，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是可以积累的，因此，消费与生产又出现了背离。消费是工资性支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生产则转化为资本家占有的物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仅仅意味着就业、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但是，精神生产则不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消费，它同时是一种投资和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教育和积累，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体现在区别于物质产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内生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

 

　　因此，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劳动积累，劳动积累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识生产，是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劳动积累生产方式。而在这种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相应地要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也要极大地改变，而这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因此，它是个循序渐进的、历史的、积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