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税和户税是唐前期与租庸调并行的另外两种国家税收，均属资产税。在实行过程中，地税和户税的税制不断完善，税额不断增加，玄宗后逐渐成为替代租庸调的主要财政收入。其税法税则还直接为两税法所继承，实现了税收制度的延续。

 

　　地税以建立义仓为名创行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王公以下人户的所有垦田皆须缴纳，规定“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确立了税法、税则以及蠲免事宜。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对地税制度做了改革——“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把地税由按亩征收为按户等征收。到武周初年恢复为按亩征收。玄宗时期，将地税征收与租庸调征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曾设立了勾当租庸地税使专门负责，有时也派监察御史分赴各地督促征收，地税被更广泛地用于财政支出，并大量变造为米运往京师长安，成为一项重要税收。天宝年间“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当时全国课丁820余万口。扣除各种折纳后，实际“租粟则七百二十余万石”，地税所得大大超过了丁租实际所得。地税成了国家的主要税粮，其财政地位日益重要。肃宗、代宗时期，地税税率不断提高，税额大幅增加，并开始分夏、秋两次征纳。地税按照王公以下每户实际耕田面积征税，有其明显的合理性。

 

　　户税亦创自唐初。高祖“（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在编制户籍时一并确定，户税就可能开证于此期。按照王公以下每户资产的多募交纳数量不同的资产税（有时也折征实物），遵循以支定收的原则，并有大税、小税、别税之别——“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之月料及公廨之用”，各有其财政用途。与租庸调制相比，户税不分课户、非课户，也不分主户、客户，王公以下的人户均要交纳，纳税面十分宽泛，其中对工商业户的完税管理更为严格，严禁工商业者勾结政府官吏以降低户等，少交户税。

 

　　玄宗开元年间户税已每年分两次征收，定额不断扩大。天宝年间，“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广泛地用于宫俸等各类财政支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财政地位日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