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率先获得批复，很有可能是中央希望上海先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具体的步骤涉及到中央的整体规划，接下来会轮到谁没法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开放才是大势所趋。”谈到下一个自贸区的帽子会“花落谁家”时，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9月4日接受深圳商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上海探索负面清单管理

 

　　陈广汉认为，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上海自贸区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的合同章程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以前，外资进入内地，先是要在允许的列表中，进来之后还要经过一层层审核，包括外经贸厅、商务部审核、发改委评估，步骤繁琐。列出负面清单，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将很大程度上增加外资进入上海自贸区的信心。上海在这事情上抢先一步，当然也让广东方面有些着急。”

 

　　广东自贸区定位面向港澳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说，广东得到了很多改革上的政策红利，但近年来却在进一步的政策创新上显得有些滞后。可以说，原有的政策优势已经因为改革开放的大趋势而慢慢消失，但在新的政策优势上的挖掘力度却显得不够。实际上，早从争取各个新区的政策开始，广东就已经没有上海、天津的动作快，这次上海、天津在自贸区申报上走在广东的前面，这对广东的经济发展的确造成了一些压力。“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命力，广东自贸区跟上海自贸区的区别，就在于广东自贸区的定位是面向港澳，加强粤港澳合作，上海自贸区则是综合性的面向全球的。”陈恩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广东自贸区在定位上低上海自贸区一等，“各地都要建自贸区，如果在定位上雷同也就没有价值。”陈恩表示，相比上海，广东的区位优势是，对外可以辐射港澳以及东南亚，对内则有广大的内陆腹地，广东自贸区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利用区位和产业优势挖掘出粤港澳合作的发展潜力。

 

　　“按照中央的设想，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实际上是以‘开放’促进‘改革’。”南方民间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彭澎指出，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从过去的管理型逐步转变为服务型。而强调在自贸区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其实是把自贸区当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并构建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人民币市场的有机结合，促使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广东可试水投资自由化

 

　　9月5日，中山大学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表示认同，他认为上海自贸区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变革，目的就是在于打造一个媲美香港的国际化自由港，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其重要特征。“坦率说，广东的服务业不如上海，但上海在口岸业务、进出口贸易方面则不如广东。”林江表示，基于两者的差异，各取所长成立不同类型的自贸区是决策层的真实意图。对上海而言，目标是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而对广东而言，则是借助深圳、珠海、广州等地多个既有的进出口岸以及同样在广东自贸区申报范围内的白云空港，打造交通枢纽，从而带动珠三角周边出口加工、贸易、物流产业的发展。“三大平台通过货物贸易的自由化而集聚人气，这也是为广东省内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寻找出路，”林江说。

 

　　林江认为，广东版的自贸区还可以试水投资自由化。他指出，自由贸易区在中国是无先例可循的新生事物，享受着很多豁免政策，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将出现很多法律上的真空地带。“据我了解，上海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林江说，但这问题放在广东则不再是问题。“早在此前获批国家级新区之际，‘海琴沙’三地就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求沿用香港的商业投资法律体系，而香港的商法体系源于英美商法。事实上，外国投资者对贸易区的司法体系是非常敏感的，在这一点上，广东无疑比上海更有吸引力。”林江说，未来在广东自贸区或许还能实现“粤港澳商事生效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