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8年3月28日从工厂辞职的，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在杨百万回忆中，那两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一共73张。在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电影《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5}*]交易日，杨百万，不，是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当时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要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但是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决定借钱，在把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借了之后，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个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到家，就是和老婆头对着头数钱。
 
　　“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那时候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的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粒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而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间，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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