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特殊地位得益于它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普鲁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境内的鲁尔区、萨尔区和上西里西亚是德国最重要的三大矿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可以使它采取开辟一个大的销售区域和减少边境监察开支等办法，吸引那些没有能力实行独立经济政策的中小邦国向它靠拢。关税同盟建立后，普鲁士经济优势更为突出，中小邦国对它的经济依赖也更加强。1857年关税同盟内95%的生铁来自普鲁士，即使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萨克森也必须向普鲁士订购原料。同盟各邦的大批农产品和工业制品也在普鲁士找到了广阔市场。仅以黑森地区为例，1852年普鲁士吸收黑森—达姆斯塔特皮革的40%，价值100 万古尔登；烟草43%，价值168万古尔登；葡萄酒50%，150万古尔登；土豆和谷物340万古尔登。向普鲁士商品的总出口量在重要的年份可达到1100 万古尔登。在分立主义倾向严重的南德地区，对普鲁士经济的依赖虽不能直接感觉到，但仍不能低估它们内部工业与普鲁士资本的联系程度。普鲁士活跃的银行资本以贷款方式不断地向巴登和巴伐利亚渗透，尤其是1866年后，普鲁士控制了法兰克福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更使南德加强了对普鲁士资本的依赖。

 

　　与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密切与中小邦国经济联系的努力相反，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经济关系上却分离得越来越远。这一现状是由奥地利保护关税的政策造成的。其原因一是哈布斯堡国家地理环境与德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隔绝，自给自足而没有重要的外贸；二是经济落后，尤其是匈牙利和其他非德语地区，工业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而是修筑一道人为的栅栏，把自己和那些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一个统一而扩大的经济区域的中小邦国分隔开来。

 

　　普鲁士在德国经济统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利于奥地利的结局。1850年关税同盟无论在农业经济还是在工业生产上都比奥地利占据优势。1865年，普奥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了。在普鲁士，1930万人口中45%生活在农村，而奥地利3750万人口中却有70%从事农业劳动。普鲁士铁路长度达11,000公里，而奥地利仅有6600公里。生铁产量普鲁士有85万吨，奥地利只有46万吨。普鲁士拥有蒸汽机15,000台，80万马力，而奥地利却只拥有3400台，10万马力。奥地利放弃了德国经济的[*{a}*]权，而把关税同盟，进而也是指导德国经济发展的大权交给普鲁士去掌管，而它自己除了向各邦提供一点政治上的帮助，以慰抚它们对普鲁士霸权主义的恐惧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小邦的了。

 

　　伴随着经济地位在关税同盟中的确立，普鲁士[*{a}*]德国政治的新形象也开始树立起来。尽管梅特涅在关税同盟成立之时，因考虑在邦联政治上与普鲁士的合作，避开了对同盟采取打击措施。但他仍然预感到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对德国邦联，尤其是奥地利的可怕威胁。关税同盟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打破德国的均势，确立普鲁士在德国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国外的舆论也把关税同盟与普鲁士的政治力量挂钩，法国驻慕尼黑的一位外交官甚至认为关税同盟是宗教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普鲁士在邦联的巨大体系中获得了“空前的权力”。

 

　　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的支持是普鲁士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南部资产阶级反对关税同盟的呼声很大，但大多数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从关税同盟中看到了克服国家分裂的力量，把关税同盟视作政治统一的前提。大资产者，尤其是莱茵的大资产者，从30年代普鲁士的经济活动中看到普鲁士的“地位和政策”，相信普鲁士注定要承担起“德国使命”的重任。1859年成立的“民族协会”以自由贸易为宗旨，明确表示支持普鲁士完成德国使命，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德国民族统一的政治问题。

 

　　普奥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在1849年终于爆发公开冲突。焦点在于关税同盟和关税统一体，但实质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以何种方式解决。1849年10月，奥地利提出中欧关税统一计划，想以哈布斯堡为核心，建立一个从尼门到博登湖，从尼德兰到阿德里亚和下多瑙河，人口达7000万之众的关税区域。目的是以大德意志吞并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遏制关税同盟中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重新树立奥地利在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a}*]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