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接受过汤门两代老师汤用彤先生和的指点、辅导。1963年某日,我随同许抗生学友去北大燕南园汤用彤先生家,听取汤老关于佛学的辅导,其时抗生是汤老的研究生,我是慕名去蹭学。汤老那时已经重病在身,说话费力,字写得歪歪斜斜,有表盘那般大,手在发抖,而态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让人心里既难受又敬佩,他身体如此衰弱仍不肯放下教鞭。大约两次上门之后,汤老便病重住院,不久便去世了。

 

　　我有幸亲聆汤老教诲,其情其景,至今仍历历在目。1964年汤老去世,灵柩停于平安里护国寺,我参加了追悼会,见到陈毅等国家[*{a}*]人前去吊唁。我买了一本汤老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扉页上写下“购于汤先生逝世后两天”,用以纪念,并在后来的日子里认真通读了这本佛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感佩汤老学问纯熟无比,将文献与义理有机融合,简洁而不空疏,系统而不繁琐,态度客观理性又褒贬有度,文字精粹又有文采,诚为不可多得之精品佳作,由此我初步见识了中国佛学。我又细读了他的《魏晋玄学论稿》,一本字数不多的小书,高度凝练地阐述了魏晋佛学与玄学的主要学派及两者的内在对应,成为我与学友们打开魏晋哲学之门的钥匙。1983年,编辑的《汤用彤论着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我发现该书1938年初版时有一篇“跋”,1955年重印时它被删去了,因此一直无缘习读。这篇“跋”表达了汤老治佛学之道,其精要在下面一段话:“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惠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其中“同情之默应”和“心性之体会”乃是研究中国宗教和哲学应有的基本态度。我为这一发现而欢欣鼓舞,于1993年汤老百年诞辰之际,写了一篇《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以为纪念,提出了研究宗教的a1位置和态度“在信与不信之间”,该文收入编《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论文集》。我后来在宗教学研究上形成的宗教和谐论、宗教文化论、宗教促进论、宗教生态论、温和无神论等专论观点,实源于汤老的治学经验心得,它影响了我一生。使我更加庆幸的是,汤老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这两句名言已经被学术界广为传播,得到普遍的认同。

 

　　1962年秋起,我在北大读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师从冯友兰先生、任继愈先生、朱伯昆先生。身为助教的主动关心我的学习,约我到他的住房兼工作室谈话,专就研究生如何学习的问题,给我做辅导和指点。他反复强调,研究生和本科生不同,一定要突出学习的研究性,学会独立思考,把读书与研究结合起来。一介先生耐心告诉我如何收集*9手资料、如何把握中国哲学原典、如何参照西方哲学成果、如何写出有自己心得的专题和毕业论文、如何利用北大有利条件多听一些外系教授的选修课。可以说是谆谆教导、不厌其细。我后来尽力按他的要求去做,使自己在研究生三年学习中打下了良好的学业基础。

 

　　我从北大毕业至今已接近半个世纪了,与时有联系和来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的学术事业、活动和成果都在不断地给我鼓舞和教益。我虽然由于事情繁忙而没有参加他主持的一系列文化事业,如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儒学史》、《儒藏》工程等,但十分佩服他在复兴中华文化事业中的担当精神和凝聚力量,能够同时主持那么多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又能够吸引那么多的学人组成学术团队,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我多次参加他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一起于2006年做客新浪聊天室,出席由《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先生主持的国学访谈。汤先生对我关爱有加,指名邀我与学友金春峰加入他主持的什刹海书院导师团,并亲自授予聘书。今年8月,汤先生又点名邀我参加他为名誉院长、王守常教授为院长的三智道商学院的讲座与对谈。他事先表示要来与朋友、学员见面,但由于身体极度衰弱和身边人劝阻,未能前来,而制作了一个数分钟的视频,他出面向大家表示了心意。这是我看到的汤先生生前最后的形象,那是2014年8月24日,距离他去世只有半个月,可知他是一直为中国文化事业操劳到最后一息的。

 

　　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长期关注中国宗教史和思想史,不能不出入儒佛道三教,而学兼三教,他的着作成为我做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汤一介集》,粗读之下感到我对汤先生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此十卷本文集,全方位和真实地展示了汤先生一生的思想历程和学术事业上多方面的突出贡献,将给后来者以重大启迪。

 

　　一是他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儒、佛、道兼综,而后归宗于儒。

　　二是他既有中华民族情怀,又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主张会中西之学,建立中国诠释学,迎接新轴心时代。

　　三是他真诚自我反省,以坦荡心怀反思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了思想,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打破苏联哲学模式,回归自我,听自己、自己讲,力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从而进入新境界。

　　四是他的学术生活丰富多彩,有学术专着写作,有大量专题论文发表,有多项文化事业开拓,有各种学术研讨交流,大力开拓中西学术交往渠道,在繁荣新时期学术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是他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关切,提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如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追求真,以“知行合一”追求善,以“情景合一”追求美；提出*9次启蒙运动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运动应是“关心他者”；新轴心时代应当是文化多元共存,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成为动力,出现众多思想群体。六是他诚恳虚心,拒绝哲学家的称号,自我定位为哲学问题思考者,表现了“君子泰而不骄”的品格,鼓励青年学者勇敢向前开拓。他对青年学子关怀备至,为晚辈写的序文就有十篇以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汤先生提出“自由是一种创造力”,强调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指出了繁荣学术之关键所在。

 

　　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正处在转型期,汤先生是这项伟大事业的重要带路人,也是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文明使者。中国哲学学者尤其青年一代要向两代汤门师长学习,有志气有担当,有风骨有容量,在综合创造中不断使中国哲学呈现出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