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保障农民财产权利。但长期以来，“权利贫困”、特别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一直存在，如何填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壑”？
 
　　2014年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建议，现阶段可允许农民将宅基地部分入市交易。此举在破解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贫困的同时，还可一举多得。
 
　　记者：“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十七大提出的，“创造条件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被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你认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何在？
 
　　伍中信：我在2008年做了一个专门针对财产性收入的国家课题。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依然是国富民穷，如何从国富民穷走向国富民强或藏富于民？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十七大报告中提到“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现在的状况如何呢？可以说是比较遗憾，房地产和股市都很尴尬，普通居民没得到什么收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藏富于民的好办法。让居民拥有货币收入是不能藏富的，因为汇率会贬值，而财产性收入是增值的。如何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增加财产性收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更少。城市居民还可以炒股、炒房，而农民不会炒股，也不能鼓励他们去炒，买房也买不起。目前农村还是一句老话，养儿防老。
 
　　记者：近几年，在城市化过程中，在征地和非法圈地的风潮中，农户的土地产权遭到了严重的剥夺与侵犯。去年广东乌坎村群体性事件更是震动全国。请问，为什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难以实现？
 
　　伍中信：土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产，可以作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但遗憾的是，集体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宅基地也不能自由买卖。宅基地只能在农民之间交易，只是成本补偿性的，谈不上收入，不能增值。这几方面的权利不能产权化，农民就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的来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这几个权利的保护，这是一大突破。尽快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起来，是当务之急。这样一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会继续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会逐步缩小。
 
　　记者：一些城市大规模地开展农民进城运动，鼓励农民“以地换房”进城定居，并帮助农民就业，提供社会保障。但一些人认为这是地方政府的“新圈地运动”对此，你如何来看？
 
　　伍中信：老一代农民进城，可能有不能融入城市的问题，但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能把农民工老是理解为建筑工地的工人，方方面面的工作他们都能做。如果不把农村土地产权化，新一代的农民工进城就很难，反而束缚了他们。
 
　　记者：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过程中，怎样做到既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又不影响城市化进程？
 
　　伍中信：大家一直在呼吁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能够同地、同价、同权，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自由交易。但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一蹴而就。
 
　　我有一个方案，既能让农民安定不流离失所，同时又能够取得财产性收入。可以允许农民将部分宅基地卖给城镇居民建房，国家给予完整的产权。比如，农民有两亩地的宅基地，可把其中的1/3出让，或者最多拿出一半，出让给城镇居民建房。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是农民取得了财产性收入；
 
　　二是解决了一部分城镇居民在城里买房难的问题。比如一栋150平方米的住房在城里要上百万元，在农村买地建房可能只需一半的钱，省下的一半还可以买汽车，又扩大了内需；
 
　　三是推动了城镇化建设，且不需要国家花一分钱。
 
　　大小城市周边的农村都这样做，就会扩大城市圈，既解决了城市化问题，理想中的田园生活也可以实现。此外，还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
 
　　记者：有些人反对农村宅基地自由买卖，认为如果城里人去农村买宅基地用来进行商业开发，将导致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减少，你怎么看？
 
　　伍中信：国家希望社会稳定，社会大众希望公平。国家应该从全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允许农民交易部分宅基地，农民就有了进城买房、安居乐业的资本，同时也避免了大量闲置和荒废。
 
　　文章来源：中国房地产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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