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议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终于破壳。10月24日，中、印、新等21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的备忘录。预计亚投行2015年开始营运。

作为一家侧重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带有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成立犹如在一个池塘投入一颗石头，势必激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反响，尤其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出访东南亚时提出来的。在首批21个创始成员国中，中国持有该银行高达50%的股权，是其*5股东。总部设在北京，这是*9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区域开发银行。因此，对于亚投行于北京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看待。

首先，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乃至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以IMF、世行、亚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主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长期以来，这四大金融机构被美欧日特别是美国所把持，因此，其治理结构反映的还是二战和冷战的国际格局。尽管中国已晋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迫切希望扩大在多边贷款领域影响力，但在这些多边贷款机构仅拥有有限的表决权。中国曾借助金融危机，联合印巴等新兴大国企图改变这种状况，然取得的效果有限。原因就在于，美欧日不愿让渡已经在手的利益。

治理结构的背后，实际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中的权力。虽然一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但要它放弃或让渡四大金融机构的决策权，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国际现实。因此，很大程度上，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被逼无奈，不得已另起炉灶。中国可以利用这两大新机构与已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关系，迫使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改善治理结构，增加新兴大国的权重，更好地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现实。

另一方面，中国的目的是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及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因此，在中国的主导下，亚投行秉持“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和“开放的区域主义”，这使得亚洲国家相对容易获得贷款，但同时又不搞封闭，体现的正是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上的创新。这种创新对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是一大冲击，很可能会削弱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因为创新的背后是中国的标准。

第二，有助于扩大中国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影响力，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正如习近平在会见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代表所说，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要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这是中国对亚投行的倡议为什么获得亚洲许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响应的原因。尽管世行、亚行以减贫为主，但其放款条件苛刻，要求很高，甚至附加一些政治要求，致使亚洲发展中国家很难得到贷款。亚投行主要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亚投行在贷款要求上，不会附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从而使这些国家能够获得经济发展亟需的贷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同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就亚洲地区整体而言，能够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中国作为亚洲*5的经济体，亚洲的快速发展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无疑有利于中国经济更深地和其他国家经济融合，既为中国庞大的产能提供了广阔市场，有利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也鉴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从而能够把中国的标准推广到亚洲国家，使这些国家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人员往来以及政治关系，进而缓解因南海问题引发的局域紧张状态。从这个角度说，亚投行的建立使中国构想的“一路一带”有了实在的融资支撑，将最终扩大中国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的影响，

总之，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上的创新模式及中国对它的主导，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亚洲的影响力增强。当然，中国要借助亚投行发挥这种影响作用是一个过程，但对于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美欧日来说，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的威胁。亚行行长就已经表态亚洲不需要另一家投资银行。美国对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软硬兼施，阻止它们入股亚投行，也是一个证明。美国今后还会一方面继续施压其盟国不能加入亚投行；另一方面会要求亚投行向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看齐，提高贷款的标准和透明性，以减弱亚投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对于亚投行和中国来说，美国的这个要求似乎抓到了命门，因为亚投行确实面临着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得到贷款和高标准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但既然这家金融机构已经宣告成立，想必它也找到了破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