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教授： 财政监督要特别重视依法监督， 而依法监督要特别强化民主管理，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黄炎培曾经问毛主席，我见到国家历朝历代兴盛衰亡的事例很多，很多团体、单位、国家都没有能跳出这种“周期率”的支配力。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新中国成立后不重蹈覆辙呢？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 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现在党和国家[*{a}*]人都很重视民主建设，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宪法》也规定：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现实中还没有很好地做到，关键是人民的监督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 没有真正让老百姓来监督政府。美国形式上讲民主，但他们也摆脱不了这个规律，因为美国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权力不在人民。只有实行人民民主的社主义国家才能做到，但是前提是要保证和落实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力。

 

　　记者：您认为，加强民主监督是财政管理工作的核心。在财政监督过程中，应如何调动和发挥民主监督的力量？

 

　　姜教授： 这就需要学者多站出来说话。特别是作为老师， 有名望的学者， 应该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多学习、多宣传党中央的政策，让老百姓明白中央的政策决定。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价值的话：“任何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陈云在主管从国民党官僚资本接过来的国有企业时，一开始就严肃指出：“要树立时间观念， 摈弃大少爷作风”，要求国有企业要节约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这样才能办好企业。现在开会也是，很多人讲话不听主持人的规定，通常是大讲特讲，没有效率，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贪污和浪费是*5的犯罪。”实际上，监督范围也应该把这个问题纳入进来，不应该浪费时间。法律也应该具体规定，开会也好、办事也好，都要珍惜时间，讲究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督”应该是一个大范围、普遍存在的问题。

 

　　记者：一直以来，您比较强调立法监督。前段时间财政部出台了《财政部门监督办法》，如何看待当前财政监督法治建设？

 

　　姜教授：财政监督立法应该更加细致具体一些。在大的方针原则规定下，应更加侧重于执法。立法的过程中要考虑如何贯彻执行，现在开一次会的会议招待费用通常高达几百万元，财政监督立法就应该对会议招待费的标准进行具体规定，比如吃饭三菜一汤等。过去虽有规定，但不认真执行。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多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对抽烟、吐痰、扔垃圾等都有明文规定，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财政监督的立法与执法都要严格，有法不依也是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