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北作为我国现代工业的肇始之地，经过100多年的演进，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工业投资热土。目前已形成了以电力、冶金、机械、汽车、化工、卷烟、高新技术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为主体的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8565.6亿元，工业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汽车产业营业收入超过3500亿元，食品、钢铁、石化产业过30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超过2300亿元，东风集团和武钢集团也已跻身世界500强企业。为使湖北发挥在中部崛起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国务院将武汉"1+8"城市圈确定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改革试验区，并将东湖高新区确定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进而使新型工业化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湖北工业在取得巨大成就，并面临难得机遇的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既有因全球经济急剧变化导致的以出口增长受限、生产成本上升，竞争环境恶化为代表的共性问题，又有因湖北具体省情而决定的特殊问题，后者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大矛盾：

 

　　一是经济结构惯性约束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矛盾。建国以来湖北的工业布局偏重重化工业，而近年来以石化和汽车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大型项目又蜂拥而至，致使武汉、襄樊、宜昌、十堰等城市出现了重化工业增长刚性，环境治理的压力因此空前沉重。另外，各地市州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出现了工业同构化趋势。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大区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国有经济成份相对过高也增大了工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难度。

 

　　二是经济后发劣势约束与跨越式发展的矛盾。除了外在压力，湖北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形成了后发劣势约束。

 

　　三是地理区位刚性约束与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矛盾。湖北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的禀赋决定了工业化路径的选择；行政区划和地缘刚性制约了湖北地市州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湖北本地的企业为应对发展的需要正在调整投资方向，工业的增量资金可能被“抽走”。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也出台了限制本地优势企业内迁的政策，导致湖北工业发展的外部增量存在不确定性。

 

　　四是国家政策转型约束与战略性资源需求的矛盾。政策红利已成为支撑湖北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资源。但这种红利有可能弱化和淡化，且不说近年来因国家级实验区和示范区的快速增加降低了优惠政策的含金量。

 

　　二

 

　　我们有必要在既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约束下，探讨通过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推进湖北工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路径，从而构建湖北两型化内涵式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应以“工业结构有序优化、国资功能战略调整、工业发展持续有效”为核心内容。

 

　　1、工业结构有序调整。

 

　　关于工业的轻型化。一要聚焦工业设计产业。该行业目前居于全国前列，有可能在湖北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拉动、放大和关联作用。二要聚焦工业项目和制品的后服务产业。湖北三峡集团、东风集团、武钢集团等在全国同行业具有领军地位的企业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电站医院”、“汽车医院”和“钢厂医院”的排头兵。三要聚焦现代工业物流产业。湖北工业企业有可能利用既有的基础和优势，在提供为物流产业服务的专用工业制品的同时，衍生出发挥临江、临空和临路区位优势的工业物流中心，促进湖北工业企业在物流产业发展机遇期完成升级转型。

 

　　关于工业的差异化。湖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遭遇两个层次的工业同构，一是与中部其他省份的工业同构，例如钢铁、汽车、烟草等。二是湖北各地市州之间的工业同构。由此湖北也就面临实现工业差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一要在传统产业中寻求省际差异化，充分发挥湖北的工业比较优势。二要在本省地市州中构建工业的差异化。以工业服务业为例：宜昌突出电站服务、襄樊强调汽车服务、武汉优先路桥港隧服务等。

 

　　2、国资功能战略调整。

 

　　功能调整事实上是国有资产在新形势下的功能重建，即由变现国有资产支付改革成本转向壮大国有经济强化地区综合实力，由企业层面的机制再造转向产业层面的整合创新，由调控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转向引导和服务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应切实发挥国有经济在湖北工业发展中的三大功能：首先是[*{c}*]放大功能。随着湖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国有资产在工业结构优化中除了进入战略新兴产业发挥引导作用之外，还应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和筛选机制，让国有资源向优秀企业、卓越团队和[*{9}*]项目倾斜，使其具有示范和放大效应。其次是支撑扶植功能，国有资产在工业领域应关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通过担保贷款、赈灾贷款、创业引导资金和政府采购等强化了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而德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与政府鼓励发展隐性冠军式的中小企业政策有关，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再次是创新示范功能，湖北工业的发展必须强调国家出资企业的自主创新。除了该类企业具有自主创新的物质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该类企业已经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取得了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综合能力，东湖高新区以烽火通讯为代表的国家出资企业已成为整合创新的典范。

 

　　3、工业发展持续有效。

 

　　湖北工业不仅能跟进全国工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近年来还连续超过全国工业发展平均水平，世界500强企业和大型央企在湖北投资的工业项目也越来越多，以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湖北各地市州中率先提出了工业五年倍增计划。但需要指出的是湖北工业的增长速度相对发展质量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出口导向企业集中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反复显现，工业快速发展累积的问题正在集中爆发。究其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在工业发展方面因急功近利而普遍流行“三硬三软”的行为模式，即集中资源硬约束和配置资源软约束、近期目标硬约束和长期目标软约束、权利硬约束和责任软约束。二是企业普遍出现“后转轨综合症”，即制度的短期化偏好，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冲突；人力资源配置的多轨制，导致了企业发展要求与人力资本流失的冲突；对外开放大举吸收外国资本，导致了企业规模扩张与自主创新能力弱化的冲突；商品定价机制缺陷，导致了部分企业畸形盈利与关联企业大幅亏损的冲突；相关法制相继问世，导致了企业脆弱的盈利模式与政府规制的冲突。

 

　　所以，湖北工业的发展必须强调持续有效。所谓持续，就是在重化工业刚性既定的前提下，关注发达国家和地区优化工业结构的成功案例，抑制政府违反经济规律导致的冲动和盲动，尽可能节制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生产要素的滥用。应提倡现在的工业活动要为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预留空间和机会。所谓有效，就是在工业发展中强调经济利益决定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经济效益的逻辑关系。在改善企业的行为方式上有所突破。让湖北工业通过形成结构效能、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比较优势吸引更多的眼球、更多的人才和更多的资源。（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