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对科斯教授的逝世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但依然感到一种内心的伤感和悸动，因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和法学学者来说，科斯不仅仅是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都享有崇高声誉和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大师，而且可以说是一段历史进程(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产权”研究热潮)中较为突出的象征性符号。
 
　　科斯被公认为是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法学与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创始者之一和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科斯定理”，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脍炙人口的概念和重要分析工具。
 
　　罗纳德.H.科斯于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是一位邮局电报员及其妻子的*10孩子，他父母均在12岁时就辍学，因为他俩对体育的兴趣都大于对学业的兴趣。科斯小时候因为需要戴着腿部支架走路，而不得不进入专为具有“身体障碍”的学生所开设的学校上学，由于该校的课程安排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比同龄的孩子们较晚上学。
 
　　经过多年顽强学习并克服重重困难之后，科斯进入声名卓著的伦敦经济学院(LSE)深造，并于1932年获得商业学士学位。毕业之后他曾先后在顿迪经济学院、利物浦大学任教，然后于1935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执教。他持续在该校工作并于1947年被任命为经济学高级讲师，其特别关注的领域聚集于公共设施部门。
 
　　1951年，科斯迁移到美国并且先后在纽约大学巴弗罗校区和弗吉尼亚大学获得职位，196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他所讲授的课程包括受到管制的产业以及相关经济分析与公共政策。从1965年到1982年，科斯一直是《法学与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企业、市场与法律》(1988)和《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1994)。
 
　　1977年，科斯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他还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和美国文理科学院(AAAS)院士、欧洲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他拥有科隆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顿迪大学、巴黎大学等校的荣誉博士。2003年，科斯获得无国界组织颁发的经济学家创新奖。科斯曾获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奖学金和洛克菲勒奖学金，他生前还兼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在他102岁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冷战结束与苏联东欧的剧变。尤为重要的是，他了解到自己的理论探索在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未来前景。他在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有限改革与开放15年之后，终于启动不再继续依赖“双轨制价格”的准市场经济与部分领域中的产权交易。
 
　　科斯一生最为著名的两篇论文：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分别对企业存在的缘由和交易成本经济学领域的建立，以及法律与经济学领域的案例分析提供了突破性的卓见。
 
　　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5化。科斯本人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其他人在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时时常出现表达偏差。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交易成本为零或微不足道，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从而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3。
 
　　在现实世界中，仅靠市场机制对外部性作出有效反应(指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他人或企业造成影响，但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或得到收益)是相当困难的。但科斯定理毕竟提供了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思路和可行方法。在该理论的影响下，有些国家已出现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的交易。
 
　　科斯教授是过去50年里影响最为深远和引用率*6的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J.齐默尔说:芝加哥大学的*6使命是要新的研究领域，并以此改变世界，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美好，而罗纳德·科斯就象征着这一理想。他的开创性学术工作对法学、经济学和政策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些影响的存在。作为一位学者、同事和良师益友，他的历史性贡献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共同体，并最终使整个世界受益。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迈克尔·希尔教授说：罗纳德·科斯获得了大多数学者所梦寐以求的成就——这就是其理论的不朽。他的学术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律师们时常涉及的政府何时及如何干预经济，以及私人契约应当何时或如何予以把握的推演方式，他的研究工作在我们今天的思辨中依然适用且切合实际。
 
　　即便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科斯也并未放弃学术思考，101岁时他与自己的学生，也是近年来的主要学术助手、中国学者王宁博士合著出版了他最后一部著作《变革中国》。
 
　　科斯还为芝加哥大学留下了一项特别遗产，即科斯—山德尔法律与经济学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以科斯和捐赠者理查德和爱伦·山德尔夫妇的姓氏命名的，该夫妇赠予芝加哥大学1000万美元以支持建立法律与经济学研究基金。山德尔法律与经济学研究所将在诸如环境保护、卫生医疗与教育等领域继续支持和扩展科斯的精神遗产。
 
　　科斯的远见卓识是简单而质朴的，同时又是深邃而发人深思的。他的理论对于大学新生也无理解障碍，然而其深远蕴涵又可在青年学者未来的研究生涯中持续引发开创性的研究工作。科斯引发了一种有关法律与经济学应用的新的思维方式，科斯思想的生命力仍然在延续下去。
 
　　科斯教授有关产权的研究，为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抗酸雨计划之建立提供了学术基础，使得美国几乎完全消除了酸雨的危害。
 
　　多么令人振奋的事件
 
　　由于获得了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旅行奖学金的资助，科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最后一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在国外的那一年里，科斯聚集于美国的汽车产业以及为什么有些工作是在企业中完成而有些需要在市场中完成，这些思考成为那篇名为《企业的性质》之论文的分析基础。
 
　　在科斯的学生时代，伦敦经济学院的英国经济学家阿诺德·普朗特对他产生了主要的影响，但一直到大四，科斯才得以与这位经济学教授谋面。而在此之前，科斯甚至从来没有上过一门经济学课程，只修过会计和商业。普朗特向科斯介绍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念以及在竞争性时代，经济体系可能是由价格体系来加以协调的。日后在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提交的自传中，科斯提及普朗特改变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思想并帮助他获得了卡塞尔旅行奖学金，为他最终成为经济学家铺设了道路。
 
　　在2012年芝加哥大学新闻办公室安排的一次访谈中，科斯不无谦逊地说：“我的生活在诸多时点都存在着幸运的机会。”科斯认为：即使在需要法庭判决的情况下，私人各方都会从其a1利益考虑出发来解决争端，应当会产生有效的、有益于双方的解决办法，因而总是比政府干预更受各方欢迎。
 
　　这一理论被广泛认知为“科斯定理”，已经被应用到诸如无线电频谱使用(包括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权利的出售和污染难题等方面;而难以计数的其他经济学家们则已经将其应用到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科斯发现了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基础性概念，以至于后来有著名学者以“科斯的探索旅程”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芝加哥学派目前的掌门人加里·贝克尔教授回忆说，自己1970年首次见到科斯，印象中他说得并不多，但一旦他开口说些什么，那就确实是相当深遂的表述。
 
　　2009年，在一次有关“企业的性质”的电视访谈中，科斯以其特有的不慌不忙且若有所思的节奏谈到自己对这篇“比本科生所交作业略强一些”的论文，居然得到如此之高的引用率而感到颇为惊讶。他辩解说自己的一次性概括是把企业随其规模扩大而收益率递减的现象，称之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诺贝尔获奖感言中，科斯提及他曾来到芝加哥大学，面对一群充满怀疑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就其发表于1959年的那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论文进行答辩。当晚大家聚集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阿隆·迪莱克特的家里，在法律权利得到适宜定义以及有效的解决办法获胜的前提下，科斯最终得以说服他们同意自己的见解。
 
　　科斯还被要求就他该晚的论点写出一篇文章供迪莱克特刚刚创办不久的《法学与经济学》期刊发表，这篇论文便是1960年发表的那篇脍炙人口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后来不无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认为我发表的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那篇文章有谬误，那么很可能我就不会写出“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
 
　　另一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他1988年出版的著作《一位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中提及那天晚上的情形：“我们强烈反对他的邪说异端，如同往常那样，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诺奖得主)说得最多，当然他也是思辩最多的。在两个多小时的争论中，从21人反对，只有1人支持科斯，最后变成了有21人支持科斯。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件啊!我事后不无遗憾地哀叹我们当时没有能够想到把这场辩论做录音记录。
 
　　1964年，科斯收到芝加哥法学院的聘请。贝克尔教授回忆说:据我所知，这是*9次有经济学家在法学院成为全职教授。1965年，在迪莱克特退休之后，科斯成为《法学与经济学》期刊的主编，贝克尔认为科斯真正将该刊办成一份具有主流影响力的期刊。在2012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科斯回忆说：“我利用这一期刊来改变人们的观点，想利用这一学术期刊来创立一个(持续的)主题，而我的确做到了。”
 
　　科斯在中国的影响
 
　　科斯理论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只有少数经济学者通过翻译文献中外国学者和张五常教授的零星介绍，对“交易成本”和“高斯(即科斯)定律”略知一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伴随着价格双轨制和“商品经济”的演化，中国出现了“产权”理论研究热潮。随着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越来越被科斯思想中的简朴概念及其深邃分析所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参与到了解、吸收、推广、应用的行列之中，“交易成本”和“科斯定理”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们提及率*6的学术名词。
 
　　199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科斯著作《企业、市场与法律》逐渐成为大众阅读的热点图书，我由此开始检索、阅读与科斯相关的各种文献，并获得若干本原版的《法学与经济学》期刊，同时与交易成本经济学*2影响力的阐释者奥列弗·威廉姆森教授建立起通讯联系。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在2006年春季以及前年、去年和今年暑期数次访问芝加哥大学，拜访过包括贝克尔、卢卡斯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但考虑到科斯教授年事已高，总是不忍上门叨扰，从而失去向他当面讨教的宝贵机会。
 
　　科斯教授拥有永无休止的积极头脑，他较为新近的研究工作继续审视企业的复杂本质以及浮现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准资本主义。2012年，在与其学生王宁博士合著的新著《变革中国》中，他们追踪了中国在过去35年里所经历的市场转型。该书争辩说，这些变化并非来自于中国[*{a}*]层所采取的刻意行为，而是来自于“边缘化的革命”。他们写道：中国的故事是被亚当·弗格森称为“人类行为的产物而非人类设计的产物”的完美典型。有一句中国谚语较为诗意化地阐释了这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科斯一直认为中国最终会尊重新的思想和教育，这将为中国的法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2012年，年逾百岁的科斯在访谈中说：他主要的学术天分是以平淡的视角来辨析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显而易见之现象以外的研究，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做这些研究，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卓而不群的非凡之处”。
 
　　2011年12月，在《财经》年会开幕式的视频演讲中，科斯肯定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惊人成绩，包括经济开放之初中共[*{a}*]人的“顺势而为”与来自民间充满生命力的“边缘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的改革)，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2013年初在接受网易“意见中国”栏目采访时，科斯进一步指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显著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认为，中国缺乏这样的思想市场，不过未来会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受益于思想的讨论，并产生巨大的变化。
 
　　科斯认为，过去30多年的中国市场转型仅仅是起步，未来中国要转型成功，必须建立起一个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和规模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在创新方面却乏善可陈，其根源在于缺乏开放的思想市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中国要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前提是必须容许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

　　来源：投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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