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5年第十二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于4月24日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讯网保险频道对论坛进行全程直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以“中国绿色发展：风险与应对”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她指出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继而从共性和特性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从传统向绿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三个时期相互衔接，三个系统均衡发展，三种力量包容增长”的风险应对思路。

 

　　以下是发言文字实录：

 

　　各位嘉宾，老师同学，大家好，刚才听了上面几位嘉宾的发言特别受启发，今天的大会主题是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有多种方式，我们现在指出来绿色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所以我想就中国绿色发展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我为了使我们这个PPT跟我今天的大会主题一致，我都专门去找了绿色的背景，我不知道这个绿色的背景这样看起来是更舒服还是不舒服，但是这表明了我一个态度，就是希望绿色发展。

 

　　我今天想利用这点时间跟大家从三个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9是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第二，我们中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过程中间会面临的一些风险；第三，我们如何去进行这样的风险的管理，它的基本的思路和理念是什么。

 

　　*9，绿色发展是中国的选择。从我们现在政府高层频繁的发布各种演讲或者中央提出的许多理念和政策措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紧迫性。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间，克强总理专门提出要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要推动绿色消费，珍惜森林草原，江河湿地等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绿色财富。这是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应当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政府官员到学者，以及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一个共识。

 

　　从以下几个方面能够看到绿色发展的紧迫性：

 

　　*9是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们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不能让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再继续下去了，没有办法，我们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传统的发展模式，人民的生活健康受到巨大威胁，这点我觉得根本不用我再去说。今天桂董事长，当然他是有特殊的情况，他对中国大陆的柳絮有点过敏，所以他戴着口罩来到会场，所以我上午见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我说中国的雾霾再次让我们台湾同胞感到恐惧吗？实际上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偶发的现象了——大家都戴着口罩。水，空气，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受到污染，使得我们生命受到巨大的影响，我们由此引发的医疗费用也急剧上升。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太重视，就是隐性成本上升，高端人才流失。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一般老百姓(603883,股吧)没有办法，只能生活在这儿忍受这样的污染，戴着口罩去工作去生活，但有一些高端人才，我们急需的这样的人才，他可能有经济能力了就移居国外。不是不爱国，但可能他本人，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觉得不能受这样的环境的影响，他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健康，只好移居国外。

 

　　再就是作为大国的责任。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家了，经济大国。不管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还是很多的一系列的环境保护的国际大会上，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减排的承诺。在经济上是大国，在其他方面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坚持的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我们是一个大国，但是我们人均的GDP还是很低等等，我们可以这么在国际会议上说，但是作为大国，*9做了承诺，第二为了你国民的子孙后代的幸福，也要去节能减排，去进行环境保护。我在20多年前，*9次随北京大学代表团出访日本的时候，当时有一些外事级的要求，就是给我们做一些要求，说到了日本，一般老百姓也好，公司职员也好，公司高管也好，可能会提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特别的问题，比如日本人说你们中国的环境污染，随着风随着气流吹到了我们日本，影响了我们的环境。这是20多年前，大家可以想象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环境污染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国际社会对我们这样的要求形成一种压力，甚至说得更难听一点，谴责也在这，所以我们对环境保护问题要重视起来。

 

　　这里有一些数据来说明我们这个绿色发展的紧迫性。据统计，我国中度及重度污染的海域面积占到近海海域面积的31%以上，七大江河水系更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及其他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河水变得不适于农业灌溉和生活饮用。我专门搜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看，这个恐怕都不是说我们看完以后会感觉到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土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富营养化导致的水资源的污染，这也是“绿色”。但是因为我们这样一种富营养化，导致我们的鱼等等没有办法继续生长了，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也不是说很偶然的一些照片。研究表明，我国因工业化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业化自身的速度，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年均损失480亿元，60年代是570亿元，70年代是590亿元，80年代是690亿元。亚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500个大城市中，只有1%的城市满足世卫组织设计的空气质量标准。还有一组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从人均密度来说，每平方公里，中国是世界上*6的，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多3倍。从这些指标来看，我们该高的没有高，该低的没有低，当然在西方大国指责中国说你们的碳排放太高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些理由，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美国其实碳排放也相当高，我们相当于他们人均的四分之一，但是毕竟这些指标加在一起是非常难看的。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出绿色发展这样的命题，它的紧迫性在哪里。

 

　　第二，来看一下绿色发展面临的风险有哪些。我从共性风险和特性风险这两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共性风险我们可以从全球共性这个角度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角度，就是看风险结构日趋复杂，人为风险的重要性和影响是与日俱增的。引起这样的风险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经济的全球化，有精细化社会管理的要求与它所提供的制度建设的滞后之间的矛盾。还有就是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的发展绝对是双刃剑，它在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生产率的提高等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负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增。我们从这张图上可以简单看一下，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最早的原始社会文明面对的主要是自然风险的状况，比如说地震、飓风、洪水、传染等，逐渐随着文明的演进发展到现在的风险结构，人为风险上升。世界经济论坛在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中，通过对全球469位专家的调查，将世界范围内未来十年将要面临的*5的50种风险分为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技术风险五大类；2013年再次访问1000位专家，让他们对50种风险中最可能增大的五种风险进行排序。排序的结果大家可以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长期性财政失衡，还有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水资源的危机，以及老龄化的不当管理。到2014年大家可以看看，这里面前五大风险中间，第二和第四，这都是跟环境跟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

 

　　我这里也截取了一个从2007年到2014年这样一个风险变化的情况，这些专家对世界上前五大类风险进行排序，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环境风险，跟环境有关的，水资源、气候变化等等，始终在每一年里面都有站在前五位的荣幸。这是我讲到的共性风险，不管你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管你的发展阶段是已经到了（我们基本上快到）生态文明这样一个阶段，还是在工业文明阶段，都会面临一些共同的风险。

 

　　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有它的特性，这一点就加剧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间许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风险。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是从中国特殊的发展背景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特殊性。从我们在小学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资源非常丰厚，地大物博，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在到世界各地去访问、学习、参观、交流以后才发现，中国真的不能叫做资源大国。我总开玩笑说，美国的平方公里跟我们差不多，但是人家现在才3亿多人，我们近14亿人。但是就大国这个角度来说，我也经常说，美国真的是上帝挺眷顾，到处都是绿水青山，也可能是人家治理出来的，但中国的“穷山恶水”真的是很多，这些负面的不好的因素也是长期存在的，还不谈你去恶意污染的这些环境。所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的总体状况是富煤、贫油、少气。我们也知道，烧煤肯定会引发很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资源的禀赋，能源资源禀赋。西方国家他们真的很幸运，上帝给他们很眷顾，给他们很多气，给他们很多油。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分别位列世界第13位和第17位，但是我们人均的资源排位是非常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任务又异常艰巨。今年3月份我在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层论坛上，张高丽副总理说，我们的发展任务太艰巨了，就从贫困人口来说，按照中国的标准，2300元我们就作为是贫困人口，按照这个标准来说，我们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数据，人均每天2美元计算，我们有2亿贫困人口，国际比较肯定要有联合国的数据，2亿人口要吃饭要穿衣，要从温饱走向小康，你说这个发展艰不艰巨。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是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进步到后工业化时期，以机械制造、钢铁、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将在较长的一个时期中处于一个快速的增长通道。这些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重化工业的阶段。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正好碰到西方国家已经走完了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发展，人家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所以我开玩笑说，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一个已经进入了成年阶段的人对一个小孩说，你怎么还用尿布，你用尿布都浪费，但是他自己已经经历了这个婴幼儿阶段。话糙理不糙，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经过了这么一个阶段以后，再来对还没有经过的国家提出要求和压力。我到美国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去，他们在能源浪费方面比我们浪费多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资源禀赋也很弱。

 

　　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目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劳动力成本飙升，这也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挑战。原来我们发展经济说，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劳动成本低，20多年前我去国外时看到全都是Made in China，但是这些年再去，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是“Made in周边国家”。中国在这十年中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4倍，美国才上升了27%。也有一些数据表明（其实大家在生活中也会感受到），在2010年的时候，耐克全球产量的40%出自中国，当时越南只有13%，到了2013年，耐克的全球产量只有30%在中国，下降10个百分点，看看越南，上升到42%。还有一些统计数据表明我们这样一个差距，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工资水平跟菲律宾、泰国差不多，可能比印尼、越南高出一千美元左右，但是到了2012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高出两千多美金，比越南和印尼高出两到三倍，比柬埔寨高出了五到六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劳动力成本是飙升的，但是我们同时要发展，又面临着许多现在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停滞或者回落、、金融体系的脆弱、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公共基础设施的匮乏，还有腐败多发、民主乱象等等这些。中国现在提出来人均7000美元，正处在中等收入这个瓶颈，我们说我们要跨越这个瓶颈，就要发展经济，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要有一个全面的提升，这个时候，在我们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又要提出保护成本、保护环境这样一些重大的课题，怎么去应对的确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环境之下，我们来看中国特殊的风险有哪些。我认为，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的风险：

 

　　*9是我们的经验缺失，加剧制度失灵风险。在环境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寻，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而我们现在不能走这条路了；

 

　　第二是经济系统发展能力不足，加剧系统失衡风险。要推动经济的转型，要发展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的保护，需要钱，那现在经济下行，增长动力现在也不是很明晰，如何去创造出足够的经济总量，来实现这样一个任务，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三是自身演进动力缺乏，可能进一步导致政府越位，加大转型成本。时间关系，不在这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

 

　　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环境和可能面对的特殊风险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我提出来三个基本理念与思路，就是三个时期相互衔接，三个系统均衡发展，三种力量包容增长。

 

　　三个时期就是短期中期和长期，我们各自提出每个时期具体的任务和指标；

 

　　三个系统，我们是强调经济、社会、自然三个系统的再平衡，避免新的失衡。对于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统，对于自然系统，究竟应当怎么去充实它本身的内容以及提出新的措施和手段，我这里有具体的一些论述；

 

　　三股力量包容增长，这个力量包括我们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家谈得已经非常多了，中国的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外，社会力量太弱，比如说我们谈到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NGO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政府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角色，有效的支撑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一点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短的短板，我们要培育社会力量。

 

　　法国总督马歇尔跟他的园丁曾经就是否种植一种树进行争辩，他们有以下一段对话：园丁说，“它好几十年内都不会开花。”总督说，“那好，我们今天下午就把它种下了。”这个说的是行动的力量。

 

　　英国着名学者吉登斯提出一个着名的吉登斯悖论，也就是说，气候变化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不可见，至少是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畴，一旦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可见和具体，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

 

　　我们看到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紧迫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行动，不单单只是政府，不单单只是企业，不单单只是社会组织，是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公民，就是从我们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只有这样，我觉得中国绿色发展才有可能会有结果，谢谢大家。

 

　　主持人提问：刚才听您讲绿色发展，特别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从农业问题、工业问题转到生态问题，那么多的风险，有人可能听完以后会觉得，绿色发展有那么难吗，我们直接去借鉴国际的经验，学一学别人怎么做不可以吗？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孙祁祥：是否可以借鉴效仿，我刚才简单提到，经验缺失可能导致制度失灵的风险。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总设计师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所以曾经有农民把邓小平的思想概括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但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还是在借鉴西方的许多的东西，比如说搞市场经济，比如说搞股份制，比如说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演进，我们其实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很多东西的。但是看看绿色发展这个问题，我前面谈到了，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它比我们走在前面，它的工业化社会走在中国之前，它这个做完以后中国才开始发展。我们说，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了，我们必须是要在我们还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的时候，就要放弃很多传统的经济的手段，去发展一些后工业化社会甚至现代服务社会所具有的那样一种发展的手段，这方面西方国家给我们提供的借鉴很多。当然必须说，美国在70年代其实已经成立了美国的环境保护署，而且他的那个署，他对于环境的监控、环境的监管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也有环境署，我们有环保部，但是他的威严，他的权威性，跟西方很多国家的环境保护机构的权威性和力度是不可比拟的，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学习西方国家在环境立法以及在执法方面的经验的。

 

　　文章来源：和讯网